缮写、模勒、板印——由《白氏文集》流传看抄印转换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元、白在传播效应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有意识利用石刻拓印、木板雕印等各种复制手段,提升传播效应.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末,书籍处于抄印并行阶段,印本生产以官方与寺院为主体,多为实用类或宗教类宣传品,文人别集以抄写为主,全集流传不广,文集的形态也不稳定.白居易在世时,流行于世的多为元和时形成的小集与元白唱和集,五十岁后的作品多不为人知.书籍生产商品化推进了印刷技术普及化,也带来了全集流行的时代,《白氏文集》初刊于宋初,是对多种抄本编辑的结果,固化了白集形态,与抄卷原始形态多有不同.印本降低了文集制作的成本,推动了私人全集的流行,改变了作者的创作观念与阅读者的批评理念.     

《郁离子》对先秦寓言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从寓言文角度对刘基政治寓言故事集《郁离子》进行爬梳,旨在说明刘基寓言与先秦寓言的传承和发展关系。这种传承表现在：1思想内容方面承继了先秦寓言的政治性和伦理性。2．在艺术特点和形式上一如先秦寓言善抓类型特征和善用比喻等文学手法;这种发展和创新又表现在：1更加强调寓言的本体性。2更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3．雄辩性和更丰富的情感性。     

卓人月文集版本与文学创作考论

卓人月现存文集有四种,分别为《蕊渊集》《蟾台集》《蕊渊集蟾台集》《卓珂月先生全集》,四者皆为传经堂刻本,其中又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初修板重印本《卓珂月先生全集》为最优。卓人月的文学创作理论以文心与性情为核心,又将理性涵纳在内,注重作文“风世”“教化”的社会功能,并将之落实于对时局的针砭与反思上。在文学审美上,奇幻瑰丽与奇思清丽并存,婉媚风流与豪情慷慨并重,为当时文坛注入了活水,可以作为研究明清江南地区家族文学甚至复社文学的重要材料。     

论李庄新闻作品的主题与特色--读《李庄文集》新闻作品编

《李庄文集》新闻作品编收录了作者1938年至1951年间的作品。内容反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时期军民的战斗生活和生产自救。这些作品,既有新闻作品的强烈的时代性,又具有文学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今天读来,仍具有较强的革命传统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与借鉴。     

美国政体设计的“能力心理学”:《联邦党人文集》的“隐喻”观照

有关心灵能力和行为原则的能力心理学是苏格兰启蒙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托马斯·里德之手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美国独立建国时期,能力心理学在北美大陆广泛传播,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思想资源。美国制宪者借鉴采用能力心理学思想,凸显了理性原则在构建政府制度和决策机制中的重要性。作为美国建国立宪的经典文献和启蒙时代政治科学的代表作,《联邦党人文集》通篇包含了人类心灵能力与国家政府治理的关联类比。涉及能力分类与政府职能、能力原则与国家治理、能力分殊与精英政治等维度的考察分析清楚表明,能力心理学为美国政体设计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性认知理据,成为美国政体制度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源流。     

浅议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文学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对日本平安朝文学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该文从汉诗、和歌、女性文学三个角度来分析白居易对平安文学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白居易的作品被日本文人广泛接受的原因。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刘基的讽谕文对前人作品的继承与新变

元末的讽谕文作者中,刘基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的文风未如其他多数文人那样寄情于调笑之中,而是保持着尖刻、辛辣的语言风格和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讽刺手法,与其他生活于元末的作家相比,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毫不留情的批判笔调.可以说,刘基作品的风格更近于较为传统的讽谕文,“载道”的作用很突出,与吴中文人调笑、滑稽的以文为戏手法有较明显的区别.     

《日知文集》：一代史学巨匠心力集结的见证

林志纯先生从事学术研究长达六十余年,在史学教学与研究、古典学研究基地的创立、史学研究人才培养诸方面,做出了开创性与奠基性的成就,在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他晚年仍锐意创新,以比较研究方法,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中西古典学”理论体系,将我国的古典学研究水平提高到空前的新高度。他始终关注新方法的探索及新材料的运用,其作品展现出一代史学巨匠的气象与规模。林先生是个性鲜明的大学者,其至真至纯的学者风范值得珍视。     

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

《明实录》对刘基这一明初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和处理,对其形象进行了主观的塑造.一是通过直书来叙述其名士贤才、政治顾问、军事谋臣、礼乐制定者和法律执行者的客观形象;二是通过神化手段,来拔高刘基的形象,证明朱元璋的举事像汉初刘邦举事一样,都是顺天应人和必然成功的;三是通过贬抑手段来损毁刘基的形象,以衬托朱元璋的英明和伟大.总体上看,《明实录》与野史和民间传说中刘伯温的形象保持较大的距离,没有像后者那样将刘伯温神化到出谋划策无一不中、预测未来无一不验的地步,反映出国史虽有突出皇权的政治目的,但既不会像野史那样“状刘基而近妖”,也不会将刘基的历史作用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