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一州两格"与宋明帝的上台——孝武帝置王畿的政治影响

自孝武帝以来,刘宋财政日趋依赖扬州东土诸郡(三吴、吴会).在政治上,孝武帝将浙江东五郡划出扬州暨王畿范围,造成"一州两格"的格局.景和、泰始之际,东土诸郡在会稽的主导下起兵,便是孝武帝改制的反向后果.孝武帝以来建康朝廷的王畿化使东土诸郡与建康之间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是东土士族、豪强的地方势力在战后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控制东土诸郡的宋明帝"以中制外"、重构了政权,但东土诸郡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宋明帝时期,浙江东五郡在扬州之内仍被区别对待.泰始五年(469)蔡兴宗主政会稽,浙江东五郡与建康朝廷良性互动,孝武帝改制以来扬州"一州两格"的局面才稍有改变.     

北魏对刘宋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

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和亲是贯穿宋魏间前期交聘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三次和亲之议都因刘宋"依违不绝"的态度而未能成功。北魏在向刘宋求和亲时体现出鲜明的胡族政权特征,表现为将南方的宋看作中原王朝,而对己以胡族政权自居。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对和亲的态度不再积极,这与北魏王朝婚姻观念的汉化密切相关。以和亲为名的部落交婚胡族遗制,也在北魏皇室婚姻制度的汉化背景下逐渐消亡。     

对刘宋义嘉之乱原因新认识——以地方州郡长官任官为中心

刘宋义嘉之乱支持暴乱的地方州郡长官实际上各怀目的。所谓刘子勋更具皇位继承资格,只是他们借拥立幼主牟利打出的旗号。薛安都因出身缘故在刘宋朝廷的处境并不乐观,他们都有借暴乱谋取政治利益的动机。宋明帝上台后对他们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其派遣亲信抢夺州郡实权的举措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自身权益。其他各州长官或是因为顺应时势、或是为求自保、或是报答孝武帝恩遇纷纷加入到孝武帝诸子阵营,在刘宋全境掀起了大范围的武装暴动。     

陈郡谢氏在刘宋

陈郡谢氏在刘宋仍保有一流门阀的社会地位 ,但已失去东晋时左右政局的实力。刘宋专制皇权已经恢复 ,对包括王、谢在内的一流门阀都有生杀予夺之权。由于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身于北府兵 ,对创建北府兵的陈郡谢氏 ,存有敬畏心理 ,深怕谢氏恢复东晋时权势 ,故刘宋历代皇帝对陈郡谢氏都采取既尊重利用又打击压抑政策 ,以防止其掌握实权。陈郡谢氏中识时务者 ,谦退自处 ,远离权势 ,就会享有富贵尊荣 ,得以善终 ;不识时务者 ,想有所作为 ,争强斗胜 ,必遭杀身灭门之祸     

刘宋"分荆置郢"与夏口地位的跃升

南朝刘宋实施的"分荆置郢",对于"分荆楚之势"效果最著.而对于武汉城市发展史来说,夏口由荆州江夏郡郡治所在地升为郢州州治所在地,地位较前得到跃升;郢州成为荆、扬之间的缓冲地,对于荆州影响建康政局的能力是一个致命的削弱;夏口城市的军事功能大幅提升,南朝宋的灭亡,齐、梁、陈的兴替,南北争衡,隋的统一战争等战事均与夏口相关;古郢州城垣和城市经济得到发展,夏口一带迅速成为人口集中的一方都会,从而迎来武汉城市发展史上的"郢州城"时代.     

论刘宋景平年间中枢权力斗争

从范泰所上封事以及刘义符景平年间所调动的人力资源方式可以看出,少帝刘义符不满刘裕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的专权,急于向徐羡之等人争夺执政权,这反映出斗争的派别性。另外,在政治斗争展开的过程中,刘义符借以自立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自己原征虏将军、世子府以及太子府僚属,这种资源调动方式使得政治斗争的派别特色更加突出和鲜明。所以,景平年间刘义符与徐羡之、傅亮等人的政治斗争,主要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是少主所代表的皇权与前朝勋臣之间权力的有无、多少之争,和整个社会阶层变革,即门阀地主和庶族地主之间的升降无关,或者没有太大的关系。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质升降一转关——论刘宋散文

刘宋散文是魏晋散文到南朝散文的过渡,它既继承了魏晋散文重视抒情、古朴清竣的特征,又体现了散文骈对艺术、声律艺术的进步,在艺术特征上具有了古朴尚质与华丽整饬并存的特征。因此,刘宋散文既保留了魏晋散文的传统,又引导了南朝散文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