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妮子屈玲妮:我把美丽献给你

她是土生土长的周庄人。曾经的周庄是苏州昆山市最穷的一个镇,在她之前,周庄没出过一个女书记、女村委会主任、甚至女会计。然而她的走马上任,让这个有着900多年历史的贫穷小镇成了全世界闻名的“中国第一水乡”。2006年该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4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內生产总值达到6.6万元,居昆山市各镇之首。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

在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建构时,论者常常过分关注《新青年》对西方传统的引进,而忽略以中国民俗学探索为基本思路的《歌谣周刊》。以周作人与顾颉刚为首,《歌谣周刊》吸收了赫尔德及德国浪漫主义民俗学影响,从民族传统入手,既为白话文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同时也开辟了西方影响以外的本土新文学资源。经由《歌谣周刊》的探索,周作人与顾颉刚从启蒙与寻根角度分别发展着自己的文化理论,而这两种文化向度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未来走向。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     

论叶适的形上学

叶适素被视为专主经制事功而无形上建树,事实上他在批判、解构思孟、道学一系义理的同时,又依托<周易>等建构了自己特点鲜明的形上学体系,其中包括以乾代道之乾论、刚习并重之性论,以及溯源体乾、循流用刚的上达与践履兼备的工夫进路.综观水心的乾论、性论以及工夫理路,其予破予立的特色非常鲜明,整体规模与精密程度与其他流派相比毫不逊色,实可谓在宋儒中孤峰突起,独此一家,况且水心明体更是为了达用,其形上学的建树又引生了他在经制事功方面的卓越成就,故我们评价他疏忽于形上学是不公允的.     

抗战中顾颉刚在西南学、政、商三界的通史经营

早在整理国故运动之初,顾颉刚便有作"中国文明史"的意愿,随着古史辨运动的深入,到1930年代通史编纂成为其重要的学术情结。在抗战中,偏居西南的顾颉刚围绕鼓吹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智识、为中国史学奠定基础的学术理念,力图组建写作通史的团队,创作通俗化通史与学术化通史。为实现这一理想,顾颉刚在学、政、商三界多方设法,苦心经营。然而,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环境都限制了其庞大通史计划的进行,以致最终归于失败。     

“蔡教授”

有没有听说过上海市贸易学校蔡教授的大名?蔡教授,何许人也?且听我慢慢道来——蔡教授姓蔡,这毋庸置疑,其真名为寅杰,但不是真正的教授,而是一名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他为何被称为教授?因其在计算机技术方面颇有才能、堪称学生之师也。初识教授真面目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评析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对古史形成规律的科学阐述,这一理论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和实践;将某些不见于较早古书的说法视为不可靠的后起之说,视为不存在历史素地的"伪史",应是科学的;所谓"走出疑古"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中日两国历史学疑古思潮的比较

中日两国在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出现过强劲的疑古思潮。中国自古史学遗产丰厚,疑古思想的发展也源远流长,至清代乾嘉时期,有崔述撰著《考信录》,学术成就粲然,对近代日本和中国的疑古学者都产生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引进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结合中国传入的考据学方法,形成一股近代化的疑古思潮,发展至20世纪20～30年代,形成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神代史抹杀论",中国在同一时期则出现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引发一场学术论辩。由于中日两国具体国情、文化背景和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日本的疑古思潮取得最终胜利,而中国的疑古思潮则被排斥、抑制而失败。分析这种截然不同的后果,可以得出必须清算"二重证据法"给历史学界造成的不良影响、必须确立历史学以求真、求是为第一准则等学术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