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旅游发展的消费伦理转向与旅游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经济畸形发展的产物,也制约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桂林旅游业也不例外。从伦理层面上,如何改变消费伦理理念,构建新的消费伦理观,即从消费主义到消费伦理的转变,从不可持续的消费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伦理观转变,是促进桂林旅游新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提倡适度消费、节约消费,提高桂林旅游文化竞争力。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     

论当代西方自然法思想与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交融

古典自然法理论因其自身存在着一些逻辑难题,面对实证主义法学者的诘难而陷入了理论困境,新自然法学者在对自然法学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和修正后,实现了理论思想羞怯的转向,使自然法思想重新焕发了活力;古典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将道德排除在法律之外的决心在纽伦堡审判后受到了极大的煎熬,在哈特那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开始了果断而又大胆的转向。二者转向的结果是实现了自然法思想与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融合。     

游戏:日常生活的精神家园

黑格尔的"熟知非真知"道出了哲学的尴尬与艰辛。进入20世纪,胡塞尔、海德格尔、许茨等一大批哲学家都将其深邃的目光转向生活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更以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宣告哲学从"天上"彻底回归"人间"。20世纪哲学的日常生活转向表明,人终究不是理性、道德、政治等单面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最深刻的人的本质就蕴涵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从日常生活的平庸处发现神奇与真谛,并引领人们走进"游戏"——日常生活的精神家园,这才是哲学的永恒使命与真正价值。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哲学研究的转向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90年代以来 ,我国哲学研究在研究意识、研究内容、研究趋向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客观变化的需要 ,使之更好地承担起“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双重使命 ,恢复哲学“爱智”的本性 ,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应树立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新观念 ,立足于解决当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着眼于对大学生的理想教育。     

挂词、对与隐喻：双关语的比较诗学

近20年左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兴趣中心无疑由对一般性(generality)和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追索转向了对多样性(diversity)和差异性(difference)的重视。这也难怪,因为过去试图建立一种一般理论的努力,特别是在文学领域的此种努力,鲜有重视欧美“中心”之外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和文化形式,也许斯拉夫地区,有时也包括了印度地区的文学、文化可以算是例外。     

“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具身性分析——以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在世”学说比较为中心

文章以“还原”“暧昧”“转向”三个方面作为切入口,对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在世”学说进行了比照研究;无论在海德格尔还是在梅洛-庞蒂看来,“在世”现象都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特性。也因此,对他们而言,必然存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彻底的还原是不可能的”;在对在世-现象的先天描述上,海德格尔同梅洛-庞蒂的“亲缘性”是不可否认的,即他们都承认一种源初意义上的“暧昧”,这种“暧昧”不仅体现在对存在意义整体的先行领会上,同时也由基于身体性-在世的知觉-活动所体现;在朝向共同的目标“源初的在世-现象”的过程中,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似乎同时也在完成着一种“相向运动”。具体而言,即是经由各自所实行的“转向”,海德格尔愈加明显地突出这一源初现象的身体性维度,而梅洛-庞蒂则逐渐“远离”了在现象层面上对身体-在世的具体描述,进而将讨论的重心转向更具本体论意味的领域。     

论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东方转向"

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全然不同于传统伦理观,其吸收、借鉴东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智慧,呈现出“东方转向”的趋势。这种“东方转向”是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对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西方文化传统的批判否定之后所做的文化选择和价值转换,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丰富意蕴和价值的再发现。但它在方法论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意识决定论、以道德话语代替制度变革等局限性。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做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