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构的个人化记忆——以门罗短篇小说《侵犯》和《阿尔巴尼亚圣女》为例

爱丽丝·门罗被誉为"当代最为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讲述作者记忆中的过去事件和生活印象,叙述视角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变化。门罗在一生的写作实践中寻求适合她自己的简单而自然化的叙事风格,这种写作风格就是尽可能接近个人记忆的真实而讲述生活经历和看见、听见的故事,并在不断对过去和当下的比较和思考中审视关于过去的真实。本文以门罗后期的两个短篇小说《阿尔巴尼亚圣女》(Joan Albania,from Open Secrets,1994)和《侵犯》(Trespasses,from Runaway,2004)为例,对她讲述故事的记忆叙事特征进行分析,揭示作家个人化的写作风格里所隐含的生活态度和写作理想。     

雷蒙·威廉斯文化理论的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实证语义指涉无产阶级对领导权的夺取、领导权和分权的关系以及西方文化领导权的限度。尤其是后者,对于思考中国文化如何夺取一定的领导权,具有极强的历史意义。作为文化研究葛兰西转向的突出个案,威廉斯的领导权理论彰显出权力视角的理论优势,以及充分揭示文化场域权力关系的意义。文化研究语境中,威廉斯文化理论的葛兰西转向具有范式性,它深化和推进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研究,昭示着范式融合的必然性。     

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

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或后现代主义在文化、理论和历史这三个领域与宽泛而言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某些认同和对应 ,但同时也存有相当的差异。就文化研究本身而言 ,它并非致力于后现代的理论建设 ,而是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后现代理论进行挪用和延伸 ,试图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理论家的视角来修改文化研究的议程 ,使之纳入后现代转向的轨道     

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变革及其蕴含的生存观的历史性变革 ,构成了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观念前提。相对于生存主义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以及后现代强势的相对主义而言 ,马克思哲学所蕴含的实践生存论思想其实才是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真正目标 ,因而将深刻影响和主导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历史性的人类方向。生存论转向并不是课题性的 ,而是始终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马克思实践生存论思想中蕴含的人及其生存的历史的未完成性恰当地体现了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未竟性 ,并由此提供了一种克服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信念支撑。     

身体转向与肉身化叙事

20世纪,身体问题在哲学以及社会学相关领域成为关注焦点和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工具。但在后现代哲学的语境中,身体也失去了个体性、神秘性、诗性以及与终极意义相互接通的价值维度与意义功能,被理论化、结构化和政治化。肉身化叙事则与之相反,是我们反思身体转向的重要坐标。     

全球化语境下的审美、艺术、美学新转向

在"全球化"语境和"市场化"氛围中,出现了诸如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以及艺术是否会终结或消亡等诸多问题与新的动向。在这种情况下,美学、文艺美学去向何处?美学、文艺美学还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新问题。笔者以为,在全球化语境下,艺术不会消亡,它们在新的历史文化环境下会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的调整

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的主要趋势 (一)从"简单一体化分工"转向"复合一体化分工" "简单一体化分工战略"是指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以进入中国市场为主要目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复合一体化分工战略"则是指跨国公司将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纳入母公司全球生产体系.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有效地吸引了以避开贸易壁垒为主要动机的"简单一体化分工"的跨国投资.     

实践三要素及其转向

用人和世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给实践下定义 ,是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现代背景中理解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张力 ,这说明实践内涵发生转向。对实践应该从人、实践理念、工具“三要素”进行分析。实践的各个要素相互交织 ,越来越凸显人在其中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 ,对实践的理解经历了客体、主体客体、主体三个阶段。实践“三要素”就是主体性实践的重要内容     

当代认识论的生活化转向

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站在现实生活的立场上,将其看作是一种生活化的认识论或生活认识论。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的实质和意义,从而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     

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两次转向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两次重要转向 :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 ,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 ;第二次以从梁氏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 ,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两次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转向的主要背景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的没落”和第二世界大战后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