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城镇的兴盛及其文化辐射功能——以《鸳鸯湖棹歌》的唱和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我国江南地区的城镇大量涌现,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城镇不仅是财富的宝地,而且是人文的渊薮,其文风之盛,几可于一些大中城市相颉颃。康熙十三年(1674),作为梅里词派主要代表的朱彝尊,写下了一百首以嘉禾平原城镇为歌咏对象的组诗——《鸳鸯湖棹歌》,由此引发了历史悠久的唱和行为,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本文通过对朱彝尊原诗及和诗的文化解读,及其刊刻情况的梳理,旨在探讨本时期江南城镇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辐射功能。     

从唱和活动看云间词风的形成

本文从唱和活动入手考察明末云间词派的词论与词作,认为唱和活动的游戏性、竞技性对云间词人的词学观念、创作实践影响甚大。云间词派以词为“小道”、以词为“言情之作”的词学观念,及其词作多闺阁题材、小令体裁,其婉约风格、浓艳词藻等风貌,都和他们的唱和活动关系密切。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

应制诗在物象选择、抒情方式、诗旨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和工具,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有本质的相似,朝臣竞相获取这一文化资本并力争转换为政治权力。“场域”中资本转换的规则和机制由帝王调控,帝王不同的志趣、文艺观和美学观使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本各有特点,通过朝臣的创作使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微小的差异。应制诗作为一种置换权力的资本,不能用来对诗人作人格上的价值评判。     

曹尔堪与清初三次重要唱和

曹尔堪是清初三次重要唱和的倡导者与参与者,他与“三次唱和”结下了不解之缘。曹尔堪组织领导的“三次唱和”对自身词风转变以及清初词风转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曹尔堪成为清词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词人。“三次唱和”影响之深、之广,不言而喻。曹尔堪与清初三次唱和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清初词坛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历史意识与初唐文学

初唐文学是在浓郁的历史意识中展开的,从思维方式到文章结构,从咏史、怀古诗的大量涌现到时间意识、生命意识和功名意识的增强,甚至在密集、突出的文学意象中,无一不渗透着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思维方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印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初唐的史学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初唐的文学,缺少了历史视域的初唐文学史必将是残缺不全的、肤浅的文学史。     

论初唐诗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初唐诗人群体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其在对汉魏生命意识的总结中,继承了人类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这种追求因盛世的到来变得更为急迫,却往往因个人际遇而无法把握,从而流露出个体生命之悲。进而,他们将个体的生命和群体的生命放在历史的时间流中,与宇宙对话,探求并最终获得与永恒的同在感。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对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创新与引领: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贡献——以砚屏的产生及风行为例

砚屏并非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砚屏辨>所云"自东坡、山谷始作",而是欧阳修至迟在庆历八年就请人用虢州紫石(又称月石)制作而成,并有了砚屏之名.在砚屏的产生与广泛流传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宋代诗人对器物文化的创造性贡献,以及他们发扬光大器物文化的主体精神与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