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新质与欧梅唱和

宋代相沿成习的优游唱和之风为宋诗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空间,唱和诗示才过人、追慕仿效的心理动机和唱和双方互动的运行机制是宋诗新变的重要内驱力;欧梅唱和正值诗歌变革的关键时期,迎合了当时诗坛普遍要求革弊创新的社会心理,二人唱和中超越常规的新奇因素便很快得到诗坛认可,成为宋诗新的审美特质。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诗歌唱和中的士人精神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的社团刊物《船山学报》变化最显著的是"文苑·诗录"栏目所占的篇幅比例增加较多,而且船山学社社员彼此间的诗歌唱和占主要部分,这些诗歌唱和尽显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社员的士人精神:既有吟咏游玩的闲情,也有孔孟之道的痴情,还有抗战爱国的深情。     

萨都刺的诗歌与元代宗教

在萨都剌的诗歌中 ,有 180余首涉及元代宗教及其人物。从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 ,在蒙元统治者包容优待的宗教政策扶持下 ,诸宗教在与社会各阶层的互动中得以传播发展 ,以及释道著名宗教人物的活动。与此同时 ,由于身处在元代社会的浓郁宗教文化氛围之中 ,加之出身于答失蛮 ,受到穆斯林家庭的熏陶 ,因而萨都剌对宗教带有特殊的情感。在其宦游中 ,所到之处无不遍览寺观 ,并与释道大师过从唱酬。这种自觉地接触了解诸宗教 ,对萨都剌的思想造成深刻的影响。而在诗歌创作上 ,既丰富了萨诗的内容和形式 ,也对其“别开生面”的诗风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     

论唐诗中的隐逸旋律

隐逸是唐诗的一贯主题,唐代隐逸诗的大量出现是唐代群体作家隐逸人格的衍变发展在艺术创作中的必然反映。本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勾勒唐代隐逸主题的嬗变轨迹,辨析不同历史阶段唐人隐逸生活情趣、精神风貌之不同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论初唐政治与文人人品及诗歌

初唐政治有两个明显特点,即崇文精神与宫廷政变.前者使文人从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表现出狂傲浮躁的心性;后者导致了文人阿附权贵的人格缺憾.就诗歌演变看,崇文精神及文人对仕途政治的关注,从形式技巧与内容题材两方面促进了诗歌的发展,为声律风骨皆备的盛唐诗歌奠定了基础.     

跨越时空的群体性唱和——“苏门”晚期交游考述

“苏门”交游晚期,成员之间的现实联系十分稀见,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隔绝环境里的独自追忆,但此时仍有几次重要的群体性唱和活动。这些群体唱和大多不具备互动关系,而带有追和的性质,从交往的层次来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群体思想与情感基础上的潜在交往或神交,是“苏门”群体内聚力的外在表现,也是“苏门”后期存在的显著标志。     

从《冥报记》看初唐"依律慎刑"思想

初唐志怪小说集《冥报记》的主旨为"因果报应",但其冥判故事却与初唐"依律慎刑"思想丝丝入扣.考作者唐临仕宦生涯大半在司法机关.初唐司法意识提高,司法机构加强,"依律慎刑"思想得到贯彻,唐临便是这一思想的忠实执行者.初唐"依律慎刑"思想有其深刻基础.隋朝"宪章遐弃"遂至于亡",唐初"以为殷鉴",树立"依律慎行"观念,且贯彻于司法实践,统治者率先垂范,深得人心.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