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扶贫龙头企业的认定及思考

去年年底,我们一行赴云南、四川调研定点帮扶和东西扶贫协作.期间,利用茶余饭后,围绕国家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和管理,开展了两项工作:一是与两省扶贫部门熟悉情况的同志进行了座谈讨论,集思广益;二是对扶贫龙头企业的定位、认定标准和程序、运行与检测等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初步达成共识,形成以下几点思考.     

论司法中的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根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程序公正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包括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公开、司法效率这四方面的基本原则。     

基金业绩评价的一种新标准：原理及应用

传统以市场为标准的基金业绩评价方法可能受私有信息影响导致业绩被高估。本文利用FamaMacbeth两阶段回归的方法,分别采用传统市场标准和新基金投资组合标准考察我国基金的“整体”业绩是否达到市场基准要求。结论表明,以基金投资组合作为新业绩比较基准更能准确、严苛地评估基金的业绩表现;并进一步在业绩导向型套利框架下考察影响基金业绩的因素,表明委托代理问题、投资者能力、资金和杠杆约束等限制了基金的业绩良好表现。     

“互联网+”智慧政务标准体系研究与实践

本文在研究分析县级烟草公司“互联网+”智慧政务规划与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县级烟草公司“互联网+”智慧政务标准体系框架,梳理形成县级烟草公司政务服务标准体系结构图,并以长沙县烟草公司为例,指出县级烟草公司实践“互联网+”智慧政务标准研究与制修订的重点发力方向、未来规划及政策建议。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     

试论由翻译引发的现代标准汉语西化

我国近现代翻译活动对现代汉语标准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词汇现代化和语法规定这两个方面,即汉语语法的西化。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是现代标准汉语产生和发展的首要推动力,而翻译则被视为一个补充性的机制。     

刑事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提高证明标准,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递增。但证明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最佳证明标准应当由社会净收益最大化来决定。当证明标准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时,社会净收益实现了最大化,证明标准达到了最佳程度。对于不同性质的案件、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诉讼行为来说,证明标准的边际收益是不同的,应当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提高证明标准对于公、检、法等部门具有不同的边际收益和成本。部门收益和成本与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存在差异会导致部门行为的扭曲,损害社会利益。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促使部门和社会之间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标准英语与英语的共核

全球化导致英语国际化的同时也使英语变体本土化,因而出现多种英语变体,于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来规范英语的使用和传播。英语的共同核心是每种变体被称为“英语”的前提,无论它们本土化的程度有多深,都不能脱离这个共核,故国际标准英语只有建立在共核的基础上,才不会影响其可理解性。     

刑事诉讼非要件事实证明标准探析

狭义的刑事非要件事实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实体性事实,包括量刑事实和诸如逮捕、立案等其他过程事实.证明标准层次化构建的内在机理是在司法动态运作过程中,审判者就不同证明对象的重要性对其证明程度进行区分,实际是控辩双方所提出证据的证明力的差异程度,这种差异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区分重要诉讼权利与一般诉讼权利、以中度、低度证明标准...     

透视地方政府引入ISO9000

固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ISO9000标准应用于各级政府管理的普适性,实际上,条块分割的职能业务,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控制,能上不能下的人事管理制度,不注重绩效的目标考核体系,一直是政府部门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