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伪善——对人性的一种剖析

寇彧,徐华女在《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中撰文指出：具有道德原则的个体为什么会不按道德原则行事？研究者提出人类具有一种道德伪善的动机，即表面上道德，但只要有可能就会躲避真实付出道德行为的代价。八个系列实验研究证实了道德伪善动机的普遍存在，并发现“避免将行为与道德标准相比较”的自我欺骗策略是道德伪善的必要策略。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论刑事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采信

刑事二审中新证据的采信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重大意义,但刑事诉讼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新证据,对其构成要件及采信标准则需要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及部门法进一步明确。理论上讲,我国对新证据采取的是随时提出主义,反映了对刑事实质正义的绝对追求。具体到新证据的认定标准上,需要考察时间、原因和种类三个要件。在此基础上,结合证据的可采性原理,可以分别对检察院、辩护人及法院提出的新证据进行科学的采信。     

基于ELES模型的湖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评估

作为社会稳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刺激消费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失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现行低保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低保标准过低。首先比较了湖北省与其他省份的城市低保标准,其次借助ELES模型测算和分析湖北省低保标准理论值并与现行低保标准进行比较,得出现行低保标准整体水平较低,且明显低于模型测算值的结论。最后,从政府责任角度提出了完善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即转变救助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低保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对城市低保制度的管理等。     

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的相关法律问题

外层空间活动增多,空间环境日益恶劣,但却欠缺相应的国际国内空间法律。基于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流程,提出中国作为移除任务责任主体应遵循法律约束,他国作为行为主体造成中国卫星损害时可采取法律保护。初步构想中国空间碎片主动移除任务的法律机制,针对移除飞行器方案设计阶段和飞行试验阶段,分别制定风险评估、许可登记、监测预警、应急机制以及赔偿处罚制度。结合中国航天技术领域发展现状,提出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空间碎片减缓标准及政策法律机制建设。     

对艺术批评价值与品格的坚守——评李树榕新著《艺术智慧:对艺术消费客体质量的思辨》

李树榕教授的艺术批评专著《艺术智慧:对艺术消费客体质量的思辨》,改变了中国当前艺术批评界缺乏本真而有效的“对象化”批评的现状,并为本真而有效的艺术批评开拓了新的视野。它之所以透射出真切、鲜活、深刻、独到、个性、智慧、有效的批评光彩,是因为作者坚守了艺术批评应有的价值与品格,这一点如实地反映在作者于批评实践中所持有的批评态度、所运用的批评标准以及所秉持的批评宗旨等方面。     

新环境保护法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构建

新环保法以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形式将生态补偿制度明确下来,并强化政府监督管理责任、环保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以及环境监测制度。但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仍然存在专门立法缺失和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任重而道远。健全生态补偿制度需要以制定科学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保障多元的补偿资金渠道、坚持严格的管理监测制度以及完成明晰的权责分配为重点,以保护生态完整性为原则,杜绝"一刀切"的做法,强调法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大力推进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明确管理监督责任,实施环境监测制度,保证政府、企业等受益者在进行生态补偿时协同联动,各尽其责,力争实现受偿者的贡献与所得相当并可持续供给生态产品与服务。     

关于城乡低保标准制定的适度检验与对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中的核心项目。通过对山东省城乡低保标准理论与实践的适度检验,发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难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调整幅度与物价上涨水平、工资增长幅度差距较大,同时制度运行中的"附加福利"导致了"挤低保"现象。因此,当前亟须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规范、合理的城乡低保标准。     

对多次盗窃的重新探讨

“多次盗窃”中的“次”不仅包括未被发现的盗窃行为,还应包括两年之内曾经被认定或处以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一次盗窃行为;“多次盗窃”不应作为非数额型盗窃罪罪状,否则会与刑法谦抑性精神冲突;并可能违反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同时与《刑法修正案（八）》盗窃罪罪名其他新构成要件相比较,明显不均衡。“多次盗窃”中的盗窃数额的计算方式应为累计计算,标准应为盗窃罪一般情形“数额较大”的百分之五十,行为人在两年内因盗窃被公安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盗窃的,不受上述盗窃数额标准的限制。     

论产品责任法中的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

强制性标准是生产者生产产品必须遵循的标准.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是指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导致伤害时,生产者可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强制性标准与侵权诉讼标准各有千秋,而中国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盲目崇拜,使其赋予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较高的证据效力.法院对强制性标准的尊重实质上是对立法和司法权力的尊重,但这会导致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又致害时,受害人无法获得救济.中国法院应适当降低符合强制性标准抗辩的地位,使其既能维护受害人的权益又能鼓励生产者研发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