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解

千百年来 ,学术界对于屈原《天问》“受礼天下 ,又使至代之”一句诗一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在分析各家得失、考察《天问》文例的基础上 ,提出了“至”为“隹”(谁 )之误字的新说。     

香港楚辞学著作举隅

五十多年来,香港投身楚辞研究的学者数量甚多。可是,由于时局变化、讯息阻隔、资料散乱,导致其研究成果不显于世。香港代表性的楚辞学著作有:黄华表的《离骚四释》、饶宗颐的《楚辞书录》、林莲仙的《楚辞音韵》、梁简能的《楚辞九歌注笺》、蓝海文的《今本楚辞》等。     

原意解释及批判

原意解释,即“探求立法者或准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及其所实现的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1〕英国学者威廉·布莱克司通指出:解释制定法应当理解立法者的意志,而“最正当合理的理解立法者意志的方法是用最可能的符号查明其立法意图。这些符号或者是字词、语     

文学理论学:反思文学理论的崭新学科--评董学文新著《文学理论学导论》

《文学理论学导论》"论"与"史"结合地拿文学理论说事,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着扎实的理论丰富性。它意在为文学理论这个学科定性、立"法",即通过体系性地论证文学理论应该是怎样一门科学这样一个大问题,来实现其为文学理论这门重要的社会人文学科疏浚航道并清淤去垢的整体学术使命。     

"文"辨:汉语古典诗学形式范畴系统研究

诗歌的形式创造过程("成文")乃是对语言意义表达力量不断提升("尽意")的过程,本文就在"文"之"未形-有形-无形"的纵向发展进程,及相应的在横向上对诗之"意"不断提升中,来揭示"意象"、"声情"、"神韵"等三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未形-有形"是诗之声文、形文的"成文"过程,"未成文"的"直言"所不能表达之"意"(言不尽意),"已成文"的具有审美创造性的"声情"、"意象"形式则可以使其得以充分的表达;"有形-无形"乃是"文"之发展的第二阶段,"文"由"美"而至于"神",声文、形文的形式有限性被超越,诗之"意"得到了第二次提升而臻于"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这是"神韵"范畴论所揭示的.在诗歌"成文"过程中,汉语能释放出巨大的形式创造力量与意义表达力量,并且这两种力量在高度交融中还不断地超越着自身的有限性--这就是以"文"为元范畴的形式范畴系统,所昭示出的汉语古典诗学形式理论整体上所固有的内在逻辑性,对此加以系统深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涉众型网络谣言刑事治理的规范逻辑与责任边界

网络谣言的实质内涵是“未经证实”,而非必然虚假。在此基础上,涉众型网络谣言其实同时具有言论表达的积极建构性与公共秩序的消极侵蚀性两种潜在效能。因此,在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涉众型网络谣言时,基本的规范逻辑在于维持社会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谨防过度化的刑事治理消解言论自由的应然空间。为了在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之间预留合理的缓冲空间,应当在形式解释论的指引下严格限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并通过对“虚假信息”的二元限定、“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范围限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限缩来重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规制范围。     

中国新股发行抑价的理论解释与现实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发端,为顺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逐步尝试性的发展起来的,其典型特征是市场制度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这种制度变迁会反应到IPO的市场表现中来,形成其特殊的变化趋势。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新股发行抑价程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     

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论刑法解释的内在规制

刑法的适用主要是通过刑法解释实现的。在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主体为法院和法官,作为直接与个案接触的法官,其解释活动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其"先见"势必会参与到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中。因此,要使法官在刑法解释限度要求内做出合法的司法判决,就必须树立解释者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并对其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与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