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城市政治与利比亚政局的演化逻辑——以米苏拉塔和津坦为中心

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中央权威衰落,国家纵向权力结构瓦解,各类次国家行为体的角色凸显。利比亚高度城市化,相比于部落和新兴武装团体,城市更有能力承担传统上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资源集中、权威价值分配的政治组织功能。利比亚西部地区米苏拉塔和津坦等以城市地缘为纽带的政治力量对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局发展影响深远。利比亚城市政治的观念和组织基础在于市民拥有强烈的城市身份认同和共同的城市利益,城市内部组织结构较为明晰。城市政治的现实权力基础在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强大的城市武装力量,能够强有力地在特定“领土”范围内控制安全秩序和经济。西部城市间的竞合和权力消长是导致利比亚第二次和第三次内战爆发、国家机构分裂、过渡政府缺乏权力基础的重要因素。城市权力的扩张加剧了利比亚政治的碎片化,阻碍了后卡扎菲时代的政治进程,但城市也是国家重建所依赖的基本要素。     

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的特点

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美国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实力,但同时又要面对与苏联的对抗。这场战争中,从美国决策的角度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从始至终都站在全球与苏联对抗的高度和角度对战争进行判断,战争决策中都贯穿着美国冷战的宏观战略指导思想,即遏制苏联,中心在欧洲,不能在东亚耗费过多国力。本文从美国对朝鲜战争性质的界定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决策两方面来对此特点进行论证。     

战争管控是如何失效的——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例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中,战争管控的失效是探究这场战争爆发与扩大的重要因素。联盟政治缺陷、域外敌对性国家波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双方安全困境的塑造、战略透支与团体迷思,以及雅典帝国极致的战略目标等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导致战争双方对于危机管控失败,这些变量也成为分析战争管控失败的思考路径,借此为当下处于权力转移之中的世界,提供有关战争管控的有益思考。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层内部分歧与战争限度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对之作出迅速反应,然而对其干涉限度意见不一。战争限度问题成为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争执的焦点所在。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结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执行的“有限战争”不仅符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易接受的理性选择。     

秦末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与楚汉战争胜负研究

楚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战争之一,关于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用人说、刘邦项羽性格素质说和地理因素说。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大集团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回应。项羽在主持分封时损害了旧贵族和豪杰出身的义军领袖利益,导致他们起兵反叛。又不能分利与士,失去士阶层的支持。他完全忽略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使他丧失民心,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终陷入各种势力的联合剿杀,兵败而亡。而刘邦则相反,他不仅"饶人爵邑",与士同利,赢得士阶层的支持;又顺应民意,废除秦之酷法苛政,并把秦之苑囿园池与关中民耕种,与民同利,赢得关中民心,有关中作根据地,这是其取胜的根本原因。     

夹缝中的文学性追求——从当代文学作品的删改现象谈起

建国以来,当代文学在与体制、市场、传媒等外界因素的妥协与抗争中,其文学性以一种尴尬的方式在夹缝中生存,这一境况典型地体现在文学作品的删改现象中。文学作品的删改大体呈现三种情形:一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规约,作者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忍痛割爱,如曹禺对于《雷雨》的删改;二是基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作者主体意识淡化,主动与意识形态同步,如柳青对《创业史》(一)的删改;三是随着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文学被市场与传媒所左右,作者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文学的市场属性及传媒的造势,并对此作出了主动迎合,如林白对《一个人的战争》的删改。以上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删改现象,对于作品的文学性造成了损害,是我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伤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