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所反映的华夏早期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具体体现在联姻、民族战争、灾祸三方面,这些在《诗经》都有所反映。     

第一次廓藏战争(1788-1789)中的议和潜流

本文依据清官书《巴勒布纪略》及近年公布的史料,探讨1788年至1789年第一次廓尔喀便入西藏,清军进藏恢复失地,同时廓藏双方秘密议和的全过程,并述及和约的内容,清领兵官员同廓方代表的接触,战事的终局等等,以见缔结屈辱性的和约一事,西藏地方当局迄为主导,莅藏大员巴忠等全力促成并巧饰上报,乾隆皇帝虽极英察而卒以一时虚荣心炽受到蒙蔽。     

在战争的雨雪中重构故乡——《己卯年雨雪》的一种解读

与《诗经》的战争书写类似,熊育群的抗战小说《己卯年雨雪》借抒写战争的伤痛召唤故乡精魂的归来。但小说中的故乡不再是《诗经》里托物起兴的实情实景,而是带有幻觉性质的建构,是特定历史文化的象征之物。在现代性语境里,作家通过打捞历史遗骸、重建文化记忆的方式寻回故乡,其叙述行为也成为了民族招魂术的一部分。但熊育群在回归传统和保持普世意识间找到了平衡点,避免了陷入文化保守主义之圈,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刘邦胜项羽之舆论因素分析

舆论对于战争具有重要影响,刘邦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深谙此道,注重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与其善于利用舆论战术有着密切关系。起事之初,刘邦利用迷信,神化出身,通过发挥舆论传播的影响力,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吸引众人追随。起事之后,借舆论宣传之力,树立其"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光辉政治形象,实现收揽民心之目的。对峙之时,从道德层面声讨项羽,使之成为众矢之的,达到控制舆论之目的,并为发动战争寻求舆论依据。决战之际,刘邦再造舆论,瓦解项羽军心,挫敌锋芒,最终取得胜利。与之相对,项羽则轻信谣言,不辨真假,猜忌臣下,人才流失,民心丧失,舆论倒向刘邦,终致失败自杀。因此,赢得战争,不仅需要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更需要舆论宣传中的精神征服,对舆论的成功运用是刘邦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考辨——兼论徽州成同兵燹

曾国藩"纵兵大掠"徽州是史学界曾经流行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正确,但在徽州特殊的历史氛围中,也确实形成了不尽公允的"切齿湖湘"的民间舆论.微州成同之际的兵燹,清军与太平军都有责任,但曾国藩并非元凶,而且他为徽州的恢复尽过心力.     

由宋时烈传记文学看朝鲜朝士大夫的生死观

宋时烈是朝鲜朝政治派别“老论”的首领,北伐论的领军人物。明清交替时期,宋时烈撰写了《三学士传》《闵龙岩垶传》。这两部传记主要对丙子战争结束后的重要事件及人物事迹进行了概括性描述。《三学士传》中除了斥和派的代表,还描写了舍生取义的金尚容、尹宣举和洪翼汉家人的悲壮死亡。而《闵龙岩垶传》则高度集中地叙述了闵垶一家集体自杀的情况,称此为大义之举,并高度赞誉他们的生死观。     

宋蒙战争与易代之际宋诗的诗史书写

宋蒙战争是一场关乎南宋最终命运走向的战争,宋末诗家心系时局,以诗为史,反映战事进展.局部战争时期,李曾伯、魏了翁等人在诗中表达对川蜀局势的关切.蒙古分三路正式进攻南宋后,王同祖在金陵幕中以诗专记战时应对之策与襄樊、江淮战事,补充了正史之外的细节.钓鱼城大捷后,刘克庄等人除以诗相庆外,还对战局的走向充满忧思.至襄樊战败,...     

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层内部分歧与战争限度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对之作出迅速反应,然而对其干涉限度意见不一。战争限度问题成为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争执的焦点所在。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结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执行的“有限战争”不仅符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易接受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