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自我认同与生活方式的新可能与其悖论

分享经济中存在着一对耐人寻味的张力:一方面,"使用"(借用)从历史上劣于"占有"的地位一跃成为新的社会风尚,这一风尚指向(环境、社会)可持续性的愿景;另一方面,对个体自由选择、自我表达等无限推崇的意识形态穿越过消费主义时代来到分享经济时代,丝毫未受动摇,仿佛一种先在的绝对命令,其不可避免地指向更高的流动性(如更多的旅游机会或更远产地运输而来的食物)、更丰富多样的选项(如提供分享服务的平台应做到可供选择的物品应有尽有)乃至更多的区隔等等。在一个强调个体自由选择、主体性、自我认同的文化氛围中,分享经济就其本质而言可能非但不是反消费主义的,而却恰恰延续了消费主义的逻辑。     

论宋代内外制的礼仪功能与审美性能

宋代内外制虽说涉及朝廷各种重要的政治事务,但实际上其政治功能要通过礼仪化表达才能实现,以至于有时礼仪功能甚至高于其政治功能;内外制作为公文,首先具备实用功能,但因其承载的礼仪功能、文化意蕴往往重于事务本身,所以当时人十分重视其文饰化、审美性,以至于审美性能其实超过了实用性能;加上学士舍人们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在撰写内外制时有意识强调主观化、情感化,使其充满了个性化色彩,增加了其审美性能,因而使内外制成为与今人公文理念完全不同的美文.偏重于礼仪功能、审美性能、主观化色彩的内外制,无疑颠覆了今人的公文观念.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会计信息质量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来自深圳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深圳A股市场17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可操纵应计利润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降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促进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     

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民主自治特征

历史上的壮族农村地区曾普遍存在着一种社区自治制度--都老制.都老制以民主选举、民主立"法"、民主议事以及民主监督等为自治的核心内容,充分地体现其民主本质,是一种具有民主特征的乡村社区自治制度.民主不是舶来品,在壮族传统都老制的村民自治,"原生态"的民主,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壮族乡村的土壤里.     

司法鉴定中的"对抗性元素"分析

司法鉴定的对抗性不可能超越司法制度的设计与合理限度去实现,但"对抗性元素"点滴渗透在司法鉴定活动中.有关司法鉴定的立法设计体现出司法鉴定中"对抗性元素"的实然性价值,而司法鉴定的实际操作则彰显了司法鉴定中"对抗性元素"的实然性价值,从而为完善司法鉴定的理论体系、构建对抗制诉讼模式奠定了基础.     

新课程背景下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考--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存在的不足与对策

指出并分析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存在的六大问题,包括课文是清一色的短篇且与现行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有较多重复篇目;对选文的相关知识缺乏必要的详细介绍;对"提示"和"思考与练习"的编制思路欠妥;缺乏高层次语文能力训练设计;缺乏配套学习软件;各单元整合性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该教材的七条建议,包括增设各单元综论部分;重编重组精读部分;设置专题拓展略读部分;设计单元专题表达与交流活动;使用符号系统;开发大学语文教学软件;按大单元制结构模式编排教材内容.     

宋承唐制还是五代之制

宋朝的典章制度到底是承袭唐制,还是直承五代之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宋承唐制”之说影响最大,然与史实相悖,长期以来未得到厘清。检诸史籍,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宋制不仅直承了五代制度,而且是全面系统地承袭,尤其在职官、科举、兵制、法律、修史等方面,表现得最为彻底。研究证明,“宋承唐制”之说是宋人刻意淡化五代之制,有意追求的结果。其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出于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出于正统论的思想,出于抬高宋朝历史地位的政治需要,是宋代士大夫将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导入历史传承问题上的结果。     

20世纪以来我国有关摩梭走婚文化研究综述

对摩梭走婚文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一些学者在有关著作中对该风俗进行的描述;而比较深入地进行研究,则是始于20世纪50-80年代民族学家们的数次调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和若干专著。在经历了"文革"的扭曲和停滞之后,对其研究才逐渐走向多元化和细分的阶段。20世纪以来学者们关于走婚文化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从婚恋形态、起源、形式、性质、制度的合理性、变迁及原因等方面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