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邓小平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外交战略新思路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创新开拓的理论勇气 ,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外交战略新思路 ;并就新时期国际交往中国家利益的基本内涵和如何维护我国国家利益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独到的论述 ,成为新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战略原则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

本文以新出吐鲁番文书《道翼遗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文书资料,探讨了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及高昌国僧众的社会角色.结论认为,高昌国的僧俗关系应当是互利共存关系,僧俗两界的利益得到有机的协调.由于高昌国僧尼基本没有脱离世俗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以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身份是双重的.因而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也始终呈现出两面性:既有宗教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游离于宗教与世俗之间是高昌国僧尼的基本生活形态.     

“新本位主义”，我们的胜利主义

所谓职场“新本位主义”，是指守好本职岗位、做好本分工作、坚持本身利益。     

论公共利益——一种哲学式的诠释

行政征收条款中关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是长期困扰学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难题,对这一概念模糊的界定导致了许多行政征收行为的偏差。考究康德、罗尔斯、哈贝马斯三位哲学巨人的公共理性观,可以从哲学层面清晰地看到,公共利益的实质是公共理性与利益多样化对抗后的一种平衡。平衡点的波动引发了公共利益判断上的模糊性。法庭可以遵循必要原则、开放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公共服务原则、分担损失原则的过程判断方法来还原公共理性,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以普通法域之实践看全球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企业在追求上述目的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的利益。虽然大部分法域都坚持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为“自愿性”的事情，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内实践和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倡议，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正在逐渐形成。全球化本身也使得各法域之间的国际对话和合作加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制度框架的发展。     

人文中国

董仲舒，西汉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其对策，由是开以儒学为正统学术之先声。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社会保险法》争议背后的理念和原则界定

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奠定坚实基础的《贝弗里奇报告》中有三条指导性原则：第一是在规划未来时既要充分利用过去积累的丰富经验，又不要被这些经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部门利益所限制；第二是应当把社会保险看成促进社会进步的系列政策之一；第三是社会保障需要国家和个人合作，国家的责任是保障服务提供的资金筹集，     

建立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激烈竞争,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企业意识到利益相关者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建立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战略管理模式,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围绕着这一战略管理模式进行。因此,与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战略管理导向相配套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也应该是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     

不同利益细分主体对韩国旅游形象感知差异研究

调查近千名游客对韩国旅游形象的感知,运用多元统计技术手段分析探讨了探求型、社交型、迷茫型、逃逸型四种不同利益主体与形象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探求型游客对韩国旅游形象感知最明显,其后依次是社交型、逃逸型、迷茫型游客。基于四种不同利益主体的感知差异对韩国旅游形象的定位和形象营销提出建议。     

论公司治理控制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是现实问题的客观要求,也是内部控制研究的新领域.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是耦合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耦合部分即为公司治理控制.公司治理控制是内部控制的最高层次,是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双重代理问题和治理缺陷,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治理层面构建双重代理问题控制机制,不失为一种保护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有效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