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极与多极之间:中国外交的平衡

一般认为,世界多极化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国际格局,是指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同时并存,相互消长,但是美国谋求世界单极目标和多极化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的对外政策是推动和谐世界目标的实现,为此,中国外交所扮演的角色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单极和多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世界的和谐共存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国有股减持与流通依赖路径的实证策略

在国有股自由交易过程中,由于法人机构与战略投资者有时违背"公平"原则,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必须进行调控.政府利用国有股调控经济,可增强国有资产存量的流动性,同时也是国有资本退出相关产业或调整所有权以及结构的重要方式.减持国有股使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既不能以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为由而损害国有利益,也不能仅从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立场出发而损害投资者利益.要使公众流通股、法人股、国有股走向统一.真正实现国有控股企业股权多元化的功能,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对证券市场完善并产生有效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小股民更需公司治理

理想的公司运作模式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小股民就必须设计出一套体系以保证公司经理人员能追求小股民利益极大化。而小股民利益就表现在股价上,也就是追求股价极大化。讲的更具体一点就是要求公司经理人员尽最大努力借最适当的债务投资于正的净现值项目,尔后使得债权人能拿回其本金与利息,而小股民可以拿回股利或于二级市场套现。这一套体系就是所谓的公司治理,也就是透过公司治理追求小股民利益极大化,但我国大部分投资者特别是小股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公司治理     

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

随着西方理财新知东播中土,西方财税知识体系,尤为清季各界人士所熟知.为解决国内税制弊端,清季朝野各方积极移植西方税制,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筹备预算制度的要政加以推行.在国内固有制度与外来新制难以衔接的背景下,时人划分两税的学理资源,几乎大部分取法于日本、欧美等国.两税划分的过程中,由于对西式税制学理认知角度差异以及固守本省利益的需要,中央与各省在两税划分标准、税制分级等问题上,显然各有所宗.分税言论的歧异,隐隐显示出改革税制与固守本位的矛盾心态.     

论我国国家文化利益面临的挑战

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客观存在的要素,还有文化实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全球文化交流与冲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祖国统一和民族认同上我们都面临着挑战。     

权责发生制与“待摊、预提费用”的归属

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科目是按照会计分期假设，根据权责发生制基础，为平衡各会计期间的损益，准确地反映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而设置的。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虽明确并提高了权责发生制的地位，但却规定不再使用“待摊费用”与“预提费用”科目，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也相应取消了这两个项目。原来在这两个科目核算的经济业务，分散于其他账户核算。新准则取消这两个科目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也带来了不良影响。     

高度重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对中国改革动力的若干思考

在涉及利益层面较广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充分考虑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现实利益,既是消除阻力、争取民众支持、继续推行改革的关键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体现。     

论萨特的利益的主体性思想

萨特认为，利益的主体性的前提是人的存在，利益的主体性是一种主观性，利益的主体性能够离开人的社会性，利益的主体性是后天个人实践获得的，利益的主体性是人的根基。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利益的主体性在主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萨特不了解利益的主体性的本质，认为利益的主体性脱离社会关系，源于人的自然本性或某种意识和心理表现，因而，萨特没能科学地揭示主体活动的思想动机和利益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挥并不取决于主体对某一需要的意识，而是受着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利益的主体性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     

英美法律文化的混合与变异——以"蔑视法庭罪"为分析路径

为了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英美国家以"蔑视法庭罪"对妨碍和侵犯司法尊严的行为进行了规制.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蔑视法庭罪"在两国的实践与制度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说明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既有融合也有变异.     

尼克松对越南战争的态度

越战是美国自二战以后最重大的海外干涉 ,也是尼克松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部分。尼克松从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副总统起到约翰逊政府前期 ,一直是美国对越战争升级的支持者 ,而到了 196 8年他对越战的态度由强硬走向缓和 ,并最终于 1973年 1月与北越签订了和平协定 ,结束了越战。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尼克松处理越南问题的根本依据 ,但在促使对越态度转变中一些他个人的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尼克松作为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充分认识到越战造成了美国巨大的人员伤亡和军事、经济损失。同时 ,虽然尼克松本人内心始终坚持反共立场 ,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调整与中、苏的关系 ,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越南问题。更重要的是越战与尼克松个人政治命运的联系。美国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战运动 ,同时 ,战争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各利益团体和党派的分裂 ,尼克松要想在选举中获胜则必须调和两种对越战的极端态度 ,走中间道路 ,以取得选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