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主体责任机制

“大智移云”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客户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更新了文旅理念,改变了旅游数字生态,文旅产业数字化治理蕴藏的巨大能量不断释放。作为对“一核多元”模式潜在公共性危机的反思,如何打破条块分割、推动社区公共性生产、培养居民公共精神、增进公众互动参与,是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考量进路之一。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亟待梳理脉络、刷新范式甚至重建路数,纾解在文旅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进而针对治理理念与技术困境有所作为。文章选取“责任机制”维度,通过结构化分析和过程化视野,直面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与理想建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探究主体关系、行动逻辑、互动效果等技术要素,在过程上明确责任主体、责任机制划分,赋权景区组织,改善治理逻辑,探索直接衔接治理机制。文章认为,聚焦治理结构互动机理,挖掘技术应用被遮蔽主体关系、合作议程和问题策略,符合“共建共治共享”政策话语要求,“道术合一”逻辑能为新时代文旅数字化治理主体间关系分析提供阐释可能。     

新浪潮电影的本土化实践——以严浩《似水流年》为例

作为新浪潮电影在本土美学实践的代表作,严浩的《似水流年》借助西方现代电影语言进行了电影内涵、意义表达的艺术实验,开拓出了一片不同于香港主流商业电影的影像空间。《似水流年》具有多重美学意蕴,反映了城乡切换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也意味着因时间与空间中的移动,人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等发生了改变,而这恰恰说明,个体或群体的主体性在城乡切换的多元建构中至关重要。该片展现了港人由于所处历史时空与母体文化存在的割裂性,同时也反映了其对中华母体精神的依存性,因此电影不仅具有中华母体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也具有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     

教育公益诉讼的法理基础、实践现状及进路思考

公益诉讼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使命,教育关乎民族的未来,涉及社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消费安全等领域相比,教育公益诉讼还缺乏系统的制度规范和成熟的实践规则。从诉讼目的上看,教育公益诉讼维护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受教育权,三者都具有明显的公共利益属性,都是推进教育现代化的价值所在。从诉讼程序上看,教育问题本身具有利益多元、规范繁杂的特征,个人的私力救济在其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由法律监督机关、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教育公益诉讼就是为了“中国的明天”在起诉,有着自身独特功能定位的同时又符合教育本身具有的公共利益属性。长期以来,我国公益诉讼的法律条款虽然有模糊之处,但并没有构成教育公益诉讼的实质障碍,而丰富的案件来源为教育公益诉讼提供了实践基础。教育公益诉讼进路的完善主要有受案范围的有序展开、将公民纳入起诉主体和诉前、诉中、诉后均贯彻“诉行合作”的原则。     

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

认知传播研究在中国经历了30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框架,逐渐显现出传播学未来演变的中国特征,被认为是传播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分支。认知传播学的三大价值题域包括：对人文视角、人际关系和非实体空间的发掘,坚持了一种从主体性升华为主体间性的人文主义进路;把体验作为人类传播实践的中心,涵盖了从意向性中认知世界的直接体验和着重于阐释传播的间接体验;认为所有进入人脑的事实和意义都经过了知识、经验、情感、立场、爱好等主观因素掺和施效下的心智的加工改造。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调整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本文从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现状出发,分析该标准实施以来存在的若干个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其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根据区域经济理论,从区域规划、主体功能区、城市职能以及城乡协调等多角度来探究我国城市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标准调整的重点和方向,重点阐述该标准的调整对当前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乡村防控主体的角色透视、行为偏差与激励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乡村防控主体的一次重要考验,乡村疫情防控是全国疫情防控的基础堡垒,打赢乡村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取得全国疫情防控胜利的基础.在乡村疫情防控过程中,以乡镇干部、基层干警、村居干部和社区工作者、乡村卫生医护人员、志愿者等为主要代表的防控主体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奋战于乡村抗疫一线,为乡村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巨大贡...     

谁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兼谈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问题

什么是法律主体?谁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在区分实在论-非单纯资格说-群集论等有关法律主体概念的基本立场之后,力图发展出一套基于霍菲尔德权利义务类型理论的法律主体概念,将法律主体资格大致划分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义务能力三类要素。其中权利能力的资格不以具备意志为前提,但要以法律的独立尊重为前提;行为能力与义务能力要以具备意志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胎儿、动物、自然环境等新兴主体如果获得了法律的独立尊重,即便缺乏完整的意志,也不会因此丧失获得权利能力的机会,尽管它们很难具备行为能力和义务能力。人工智能具有明显工具属性,缺乏被法律独立尊重的理由,因此无法成为类似生物人那样真正的法律主体。拟制主体是被虚构出来简化语言表达的人造术语,并非权利义务最终意义上的承担者;基于表达和思维便利的考虑,不排除人工智能可以像法人、神灵、死者那样成为拟制主体。     

乡村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激发与维系——以曹县淘宝村为例

“乡村不动”是乡村现代化面临的普遍难题。以曹县淘宝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历程为线索,分析电子商务激发农民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社会过程和机制。首先,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源于民众的基本利益需求,但利益需求的实现要通过有效的行动。其次,电子商务的系统性嵌入提升了乡村的行动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主体方面,通过致富示范效应激发农民创业动机,凭借低门槛与低风险优势提升农民创业能力;二是乡村产业方面,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农民采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与抱团式的合作方式,减少内耗、凝聚合力。最后,乡村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需要培育提升能力和调适能力,以不断提升现代化建设水准、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或风险,进而维系乡村现代化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