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统计与政策制定

现代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制定科学的政策逐渐成为新兴的研究方向。统计分析作为定量分析的一种方法,在制定政策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就如何发展我们的统计工作,符合时代需要,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服务与帮助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措施。     

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之理论剖析

现行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生产模式为:上市公司生产会计信息→会计师事务所检验会计信息→信息使用者消费会计信息。这种会计信息生产模式既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罪魁祸首”。本文基于经济学的角度,从会计信息市场失灵和会计管制的两难境地两方面探讨了改革上市公司现行会计信息生产模式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会计信息生产社会化是解决各种会计难题的根本途径。     

核电企业作业标准成本管理建设初探

本文以现代成本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标准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的理论研究并对现有企业采用标准成本制度存在的优缺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作业成本管理理念融入标准成本系统是解决目前成本管理的瓶颈,全面提升成本管理质量,将为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控制系统的全面构建奠定基础。生存与发展的压力迫使核电企业必须高度认识成本管理的重要性,扩大成本控制的时间、空间范围,对生产经营进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环节的成本管理,以利于企业正确地进行成本预测、决策。     

应对欧盟反倾销措施研究——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经验和建议

有个形象的比喻说反倾销调查好比是拿着放大镜在审视自己,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现很多问题。的确是,反倾销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我们从欧盟调查官挑毛病的过程中学习了现代国际化企业管理经验,从中发现别人在管理上的精细和我们在管理上的粗放。反倾销案件本身的胜利固然值得庆贺,但是"真正的收获"对于我们来说却应该在法庭之外、在案件本身之外,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审视自身、发现问题、完善自身的机会。笔者在此将其参加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经历作如下总结,以期对未来企业预防及应对各国反倾销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06—2014年我国创新政策制定主体协同问题研究

创新政策主体是创新政策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参与主体。对创新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关系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创新政策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14年我国中央部级及以上部门制定颁布的创新政策文本的统计,以部门联合发文状况体现创新政策主体间的协同关系。研究发现,政策主体协同成为创新政策制定与颁布的趋势,并且协同程度不断加强。但同时各创新政策制定主体的作用发挥不平衡,不同政策主体间协同度差异过大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应通过重构跨部门协调体系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创新政策主体协同机制,进而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层面的深化改革。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的法律机制

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单一或者分散化机制，无法满足保护的要求。多元机制的构建，必须重视以民间法、宗教等为代表的传统知识，特别是传统生态知识，或者社会学所称的地方性知识、乡土知识。具体表现为国家法方面，制定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民族地区加强地方性立法；国家法、民间法、宗教的衔接方面，加强民间法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国家法的衔接，国家法对民间法效力的确认，民间法与宗教无力解决的事项，由国家法提供支持；继续发挥民间保护机制与宗教保护机制的作用，而不应该仅仅依靠国家保护机制。从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国家保护机制、以自然圣境为代表的宗教保护机制、主要规范为世俗意义上的民间法的民间保护机制等多元机制。     

《泰王国民商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

《泰王国民商法典》是在近代泰国法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曼谷王朝拉玛四世以前，泰国历经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和曼谷王朝的一部分，朝代更迭，历时漫长但在法制上却保持了相对稳定。1851年，曼谷王朝四世王拉玛四世（1851-1868）登基，拉开了泰国近代史的序幕。1852年1月，英国在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占领了缅甸，并觊觎泰国。1855年，英国派其驻香港的总督鲍林率使团到泰国与拉玛四世谈判，威逼泰国于1855年4月18日签订了《英暹条约》（史称《鲍林条约》）。这一个不平等条约彻底打开了泰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欧洲列强以该条约为蓝本，威逼泰国签订了类似条约。泰国自此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法制也逐步西化，泰国的法制也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事实上，泰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逐步西化的过程。《泰王国民商法典》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     

陈云谈学习党史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切相关。陈云极为重视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书讯

欧洲的联合和扩大对政策、政治、公民权、文化与民主带来了根本的挑战。《创新--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杂志褪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讨论这些过程。该刊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一年四期,由英国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出版。该刊探讨的经典话题包括以下领域:政策制定与议程确定,多层次治理,制度作用,民主与市民社会,社会结构与融合,可持续性与生态现代化,科学、研究、技术与社会,情景规划与战略规划,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方法等等、为了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