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三重维度：结构、机制和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明,形成并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和“多党制”,它是对人类政党制度文明成果的“扬弃”,彰显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可以从结构、机制和效能三个方面把握。从结构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了新型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结构关系;从机制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利益表达机制、政党协商机制、决策施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从效能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共识达成效能、优化决策效能、高效执行效能、维护稳定效能。结构、机制和效能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汉代“直符”观念的神秘化

“直符”制度是汉代官方保障各级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一项重要举措。自东汉开始,民间社会对“直符”观念不断予以神秘化,乃至演变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当时的民众认为代表时间、方位上的禁忌并预示着吉凶祸福的神煞也要轮值当班。这种神煞“直符”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土木营造等事宜,还渗透到丧葬礼俗领域,进而抽象化为一种普适性概念,遂成为数术学、星占学的重要考虑指标。此外,东汉末兴起的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援引和借鉴了汉代官员轮流担任“直符史”的做法,建构出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神学化“直符”观念,并延续到后世。     

再论《能源法》的理性与制度设计

汇集政党政治的制度理性直接决定着《能源法》的生命力,然而制度理性必须从政治宣言演绎为具体制度设计。停留在政治宣言的政党政治虽然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理由,但不能为《能源法》的立法工作带来具体的行动规则。为了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建立现代能源市场体系,服务于能源立法现代化,政党政治必须成为《能源法》的制度设计。     

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发展

由于中国基层协商民主远离西方理论,处于基础性地位,往往得不到学界应有重视。事实上,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有其实践特点：一是基于中国基层问题而生,二是民主与民生相互促进,三是在全过程民主中独具特色,四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式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经验包括：顶层设计与民间智慧、大事协商与微协商、协商典型与协商创新、主体协商与联动协商的结合。面对当下中国基层存在的被动协商、形式化协商、传统思维固化协商、西化协商等局限,未来应在平等参与、智能化推进、高质量发展、政治法治文化氛围营造等方面有所突破,以符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高标准与严要求。     

金代金源郡王封爵研究

"金源"作为女真人的发祥之地,对女真民族具有重要意义。以"金源"作为郡号封爵,是金朝统治者仿效中原王朝将封爵与郡望相结合的制度。《金史·百官志》载金代"封王之郡号十",其中金源郡王处于郡王封爵体系中的最高等级。金朝通过封、降封、追封、改封、进封等不同方式封授金源郡王。金代金源郡王封爵主要集中于海陵正隆二年和世宗朝,其封授方式、封授时间以及封授群体范围的变化,始终与金代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强化皇权的需要相统一,体现了金朝政局及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宋代官员、士人经商探因

宋代官员、士人经商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法制、思想等诸多原因。在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把士人营商的诸多因素放在一个有机的理论框架内加以分析:在内在制度方面,义利观念约束的减弱、本末观的嬗变及士人心理上的无奈与彷徨促成了士人营商行为的增多;从外在制度来说,官僚制度及官、职、差遣分离机制,政府土地政策及专卖制度,看似严厉实则宽松的法制均是官员士人投身于商海的诱因。宋代士人经商之所以大行其道,是有深层次的制度原因的:一是制约士人阶层经商的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的有效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