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构建中越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的路径研究——基于产业梯度势能的视角

广西毗邻东盟的巨大区位优势和多年来积累的产业基础,使其能够借助产业梯度势能与越南共同构建中越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从而为我国对冲产业外迁不利影响、整合全球产业资本、形成巩固中越关系的实物基础提供多赢解决方案。广西经过多年发展,已对越南形成显著的产业梯度势能;越南本身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具有深化产业合作的潜在需求;中越两国多元的国际交往背景,又使双方都具有面向全球的商业资源可供动用,这些基础条件均有助于广西构建中越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围绕跨境先进制造业集聚带的构建,广西应加速与越南北部边境4省跨境区域一体化布局,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柔性实力输出,引导内地市场要素定向导入,同时发挥先发优势实施基建、引资、能源保障。此外,还应以“股权”理念引导毛里求斯等“公约因子”作为国际友好力量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再组织,积极扩大发展成果的共享。     

县域扶贫项目制的“耗散”过程及其逻辑

扶贫项目制是我国扶贫开发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脱贫攻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项目制在运行中产生的损耗影响预期目标实现,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微腐败、利益共谋、贫困户参与不足等原因造成了项目制的非制度性损耗。但从县域调查来看,项目制下扶贫资源在论证、申报、立项、实施、验收、监管过程中存在制度性耗散与非制度性耗散两种现象。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扶贫项目流程繁杂造成的时间耗费、扶贫项目跑动与论证过程的资金消耗、扶贫项目实施的机构增设与监督成本耗费;非制度性耗散主要包括项目虚报与重数量轻质量、项目施工中的工程外包与阻工闹工、项目验收中的资金挪用和监管缺失等。扶贫项目耗散现象产生主要是在“项目治县”的县域发展逻辑、项目争取的县乡（镇）村竞争逻辑与项目实施中的政绩至上逻辑、项目效益的社会动员逻辑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论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

＂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框架性概念。凡能够使得某陈述为真的任何东西都是事实。对事实的表达离不开陈述,但事实并不是陈述;事实也不是事物自身。原初事实是独立于人类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的核心要素是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并不能为其所指向的对象增添任何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特征,它唯一增添的是地位功能,而这种地位功能又必须要有原初事实作为其载体。虽然任何事实都是客观的,但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的客观性却有所不同。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之检视与展望——基于法定主义的规范分析

我国环境基本国策经历了“政治和政策范畴”到“宪法和法律范畴”的历史转型,应坚持法定主义,防止和祛除“领导人化”、“泛政策化”、“随意化”、“部门化”等弊端。已经“入法”的环境基本国策分别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其中后两者有待整合到前者上来,统称为环境基本国策并加以重新解读。“水土保持”的基本国策化之路已经走向政策终结,应充分发挥其他基本国策环境保护的规范功能。“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入法”有三大理由和意义,应摒弃传统“方针条款”理论,合理借鉴“制度性保障”和“宪法委托”理论,并将其效力拓展至所有国家公权力,从而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条款”,以强化国家环境义务之履行。     

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性条件的超边际分析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在企业治理结构、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性条件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提出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根据国有企业的不同性质、企业剩余收益权和控制权与政府及经营者的关系,采取相应的改革战略。在实行治理结构创新的同时,对财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以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基于美国经济制裁案例的研究

一国的国家安全,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建设实践上,其核心内涵或目标应该是使该国最主要政治决策力量具有决策上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主要内涵。从理论上讲,这种决策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对国内事务上,也体现在对国外事务上,主要指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不完全等同于现任执政者)所具有的可以作出让本国家或民族得以长期存续和发展而不被内外力量打断的英明决策的能力,其暗含的基础性条件是该国的最主要决策力量在制度上、物质上或合法性上得到了一定的支持或支撑。从实践上讲,对当代遭受外来经济制裁的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可以发现,同等条件下,被制裁国家的决策自主性能力,往往是影响经济制裁效果,进而影响该国国家安全建设成效的决定因素,这在与发展核武器相关的经济制裁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能否在政治制度上得到持续的和更高的支持,并满足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获取合法性上民众的普遍支持,将决定一国国家自主性能力的高低,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安全成效的多寡。该研究对于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安全建设具有较大和普遍的启示价值。     

“非典”疫情中的制度性缺失与国家安全

以"非典"疫情为参照,从3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府在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中的制度性缺失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提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具体措施.     

现代性分析的学理解读——《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读书报告

围绕着资本主义的本质,工业主义的发展,监控系统的完善,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等主要问题,本文对吉登斯见解独到、论述深刻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本解读,内容主要涉及现代性的制度分析.吉登斯对现代性极富压缩式的分析和扩张性的演绎,充分论证了他在社会学理论进程中令人兴奋的知识进展.     

企业年金进入证券市场的制度性条件研究

中国企业年金目前仍处在发展的幼稚期,不具有为证券市场持续提供资金的能力.无论是从利益主体还是从制度特征上看,中国企业年金与美国401(K)计划都有本质的不同,所以,现阶段中国企业年金还不应模仿美国401(K)计划大规模投资股票类资产.中国股票市场具有高波动性,市场功能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因此不适合企业年金投资.在制度性条件缺失的情况下,企业年金盲目进入股票市场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