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要体现。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对交易成本和...     

“归位”重于“连接”:整体观下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反思

国家间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和科学基础型产业发展不断打开的机会窗口，驱动大学在基础研究元功能之外进一步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的派生功能。由于基础研究和为科技成果转化而开展的应用研究是两种不同目标和性质的经济活动，过度和不恰当的应用研究激励可能损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功能。与美欧强化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情境不同，在中国研究型大学自身学术激励机制尚未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相对强激励、弱约束的前提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对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功能存在更强的替代或抑制作用。中国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需要在整体观指导下进行反思和调整，其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归位”要先于与企业的“连接”。     

论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

回顾了对约翰·塞尔的"是-应当"推导的有关批评,以及塞尔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和对他的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对行为的概念分析,试图论证,塞尔在他的推导中,混淆了做出某种行为和某种行为获得成功之间的区分;由此,未能正确地解释制度与制度性事实的关联方式,以至于认为制度性事实的存在可以否定"是-应当"区分.     

浅论历史文化名城如何发展新势能新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历史文化名城无疑是中华五千年璀璨文化的结晶，是历史传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但时代在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也不能固守在过去的光环里，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文以辽宁省辽阳市为例，客观分析继承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从政策法规、行业布局、人文建设、传播渠道等方面提出科学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为擦亮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提升城市新势能新优势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研究——“士”字型结构及其制度性构因

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快速增长，社会经济状况逐渐分化，阶层结构由较为单一走向多元。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将制度性因素纳入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框架，探究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过程及动因，并构建标准化的分层指数。结果表明：在市场性因素的基础上，将制度性因素维度纳入分层框架，更适合中国语境，可更综合反映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下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状况；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分层重心靠下，呈“士”字形结构，底部出现收缩特征，而此前相关研究均认为社会分层底部人数最多；农业转移人口可划分为特征鲜明的四大阶层，制度性因素在区隔三个技能阶层中起到重要作用；纵向追踪，2012—2018年间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状况显著提升；横向分城市类型比较，三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分层结构呈现阶梯式，其中超大城市分层结构最为健康，这种差异是在宏观城市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前者影响更大。据此，文章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实施“鼓励雇主阶层引领、扩大高技能阶层占比、提升占主体的中技能阶层、扶持引导低技能阶层”的差异化策略，以全面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整体上移，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破除制度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