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分析

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然而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当地选民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其提供的制度供给并不一定有效,无效的制度供给甚至会提高市场壁垒和市场准入条件,导致人们行为的短期化,增加交易成本。因而政府的干预并不一定能够使市场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改善。只有有效克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明确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路径,确保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充分、合理、有效,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公平。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慈善组织及其治理——基于云南省H州的个案研究

非制度性依附的固化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两大障碍:前者蕴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为政慈关系的外在样态,更内化为一种路径依赖;而后者则体现在政府一元支配的慈善运作模式中,使慈善组织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将社会作为独立主体引入到新慈善模式的构建中,实现慈善运作由一元支配向三方合作的转变应是我国慈善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合理路径。而在政府、慈善组织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深化改革中完善市场体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构建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需要解决不被传统经济学重视或还未妥善解决的几个带有方法论性质的难题:一是确立必要的概念和原则来开发不同类型市场及其内在关系,完成不同市场之间的内在链接;二是解决经济学原理一般性和特定历史现象的不同分析层面之间的链接问题,使一般性和抽象的分析尽可能给我们提供详尽的、理论的或者经验的基本原理;三是建立微观市场机制与宏观制度结构之间的逻辑链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结构。解决这些"链接"难题,需要强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地位和价值分析方法的科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突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众不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组织力视角下正向配置改革动能、势能与效能的思路

单位机构改革,应充分开发改革动能、势能与效能,提升改革组织力。坚持政治主导,以提升思维能力为核心开发"三能",提升改革组织力;坚持行政推导,以调整结构为主线开发"三能",提升改革组织力;坚持文化引导,以凝聚人心为重点开发"三能",提升改革组织力。单位改革的动能、势能及效能就是围绕组织力而形成的理论力、人力、物力及其联结力作用的结果。优化"三能"的正向配置,推动单位改革,要坚持改革的系统性,实现制度改革;把握改革的协同性,实现延伸改革;体现改革的科学性,推动递进改革;发挥改革的民主性,进行重塑改革。     

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有机农业之道———以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验为例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资本文明破底之日,取而代之并引导人类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新型文明形态,遵循有机农业之道则成为践行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文章以北京市天福园有机农庄的经验探索为例,探讨了作为生态文明形态的有机农业之道:生产之道——遵循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念;消费之道——健康消费是生活之必需。分析了践行有机农业之道的困境与出路,认为在新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教育机制的经验层面、国家政府践行有机农业之道的制度层面,机遇与困境并存。有机农业之道的践行,需要先行者的经验性探索及国家相关财政支持和耕地保护等制度性保障,更需要破解国家相关政策制度难以普惠性落实、地方工业化与保护耕地制度之间的矛盾等现实困境。     

广佛肇一体化进程中产业转移的经济场分析

通过引入产业势能和经济场为两个概念,对珠三角各城市的产业势能与城市间的经济场进行研究得出:广佛肇、江中珠、深莞惠三大经济圈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依据产业势能和经济场强度理论,产业转移的路径可以描述为,产业是从高势能经济区流向低势能经济区,并且产业转移最有可能是在经济场强度大的区域间发生。     

“公民文化”道德视域的哲学反思

现代社会,“公民文化”成了全球发展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起源于欧洲哲学传统。许多思想家用哲学、政治学话语来讨论这个概念的演化及其社会作用．在学理层面上,一些为“公民文化”思想所吸引的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复兴公民美德传统的代言人,这是建立在个人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的信念之上．以至对道德一致性的关注在社会思想中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实践证明,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的缺失将导致现实中公民的政治感情淡漠,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和公民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盛行,以及无法认同政党或国家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群体行为的无理性。而某种“公民文化”能否被贴上文明的标签,不在于其秩序的优良与否,恰恰在于其德性或美德的建构成败上．“公民文化”的美德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观念,其对推进和保障民主政治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探讨或建构“公民文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深化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