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与经济市场

现代社会体系由经济市场与社会市场两部分组成。经济政策调节社会生产活动,社会政策规管社会消费活动。经济市场与社会市场相互依赖,是平等互惠的制度性伙伴关系。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性议题。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应当参照”的效力证成及制度路径

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是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办理同类问题时应当参照的执纪执法标准。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参照,有利于实现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及时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保证执纪执法标准明确统一、实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下业务指导、弥补执纪执规解释之缺位、促进党内法规的完善和修订的目的。但当前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仅有基于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所形成的事实上的效力而无规范上的效力,这一效力定位可能导致其在纪检监察实践中遭到忽视。为使得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产生约束力,应当以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形式赋予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以类党内法规的规范效力。     

构建制度性基础设施、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

构建制度性基础设施,实际上就是构建一个覆盖全社会,在人们遭遇生活困境时,能够免于绝望的社会安全网,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平台。这个安全网的构建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并尽可能地使城乡居民免于贫困的基本保障。构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公共教育这一制度性基础设施,不仅具有潜在的清正廉明、社会稳定的政治意义,也具有刺激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作用。     

中国新型公共产品的缺失与供给研究

公共产品是现代财政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性和制度性的公共产品都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破解新型公共产品供给危机需要创新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式。而新型城镇化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应从客观情况出发,结合我国财政力量进行适度供给。     

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抽象体系的危机与吉登斯的制度性风险研究

现代风险的本质是一种制度性风险。抽象体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是吉登斯理解和分析现代制度性风险的核心概念,而现代性断裂的理论假设、现实主义的风险认知取向以及制度与结构的研究视角是理解吉登斯制度性风险理论的3个基本维度。吉登斯通过抽象体系的危机对现代风险进行了深刻剖析,具体表现为符号系统的异化产生了文化风险,专家系统的失信导致了技术风险与政治风险。吉登斯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认为反思性的制度建构是突破现代风险困境的出路。     

“公民文化”道德视域的哲学反思

现代社会,“公民文化”成了全球发展话语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起源于欧洲哲学传统。许多思想家用哲学、政治学话语来讨论这个概念的演化及其社会作用．在学理层面上,一些为“公民文化”思想所吸引的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复兴公民美德传统的代言人,这是建立在个人没有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的信念之上．以至对道德一致性的关注在社会思想中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实践证明,非制度性的“公民文化”的缺失将导致现实中公民的政治感情淡漠,即公民缺乏对政治体系及其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和公民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盛行,以及无法认同政党或国家的目标,甚至可能导致群体行为的无理性。而某种“公民文化”能否被贴上文明的标签,不在于其秩序的优良与否,恰恰在于其德性或美德的建构成败上．“公民文化”的美德作为一种非制度性的观念,其对推进和保障民主政治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起着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探讨或建构“公民文化”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深化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和尊敬。     

高职院校学生工作应用制度性嵌入模型的探索——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社会工作介入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的实践较少,本文探讨适用于高职院校的介入路径,通过制度性嵌入模型在高职院校的开展实践验证了制度性嵌入模型在高职院校开展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