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制度性事实视域中伦理规范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伦理规范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原始事实与信念的关系,这根源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说明,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之间具有本质联系,集体信念是伦理规范的构成性条件,伦理规范的“事实性”及其“规范性”特征是以集体信念为基础,因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这一论题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及现代性条件下伦理规范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视觉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的生存空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不断冲击下,以电影、电视、电脑为载体的视觉文化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性一跃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系统里的重要内容.由于视觉文化对受众欲望的冲击,中外文学经典的生存空间发生了变化.文学经典是体现各民族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及习惯形成的基础,是今后发展的依据,如果丢失,一个民族就会失去基础.因此,视觉文化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必须依靠新媒体的特性扩大文学经典的生存空间,张扬文学经典所提供的原发性的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     

日本内阁制变迁进程中的制度性贫困探析

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为恢复在战争中被摧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掀起了改革政府行政制度的热潮,以期通过行政制度指导经济的发展来寻求经济的腾飞。内阁制是行政制度的核心,因此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日本新宪法明确了内阁制的方向并赋予了内阁极大的权限,但最终却造成了内阁制的冗余,因此我们要取日本内阁制之精华,去日本内阁制之糟粕,健全国务院制并制定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

伴随着城市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如何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顺利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成为我国城市化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重要问题。然而,本文基于浙江富阳、德清和宁波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失地农民普遍存在被城市化的感受。为探究其中原因,本文利用方差分析方法,从两个维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发达地区失地农民获得了丰厚的物质补偿,但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度较低,这其中虽与失地农民个体特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因素,其中,较低的征地过程信息透明度和农用地征转用增值收入分配决策民主化程度是关键因素,缺乏长效的失地后就业安置是重要原因。前者影响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心里认同,后者制约了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归属。两者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延滞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     

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探析

晚明时代家庭知识女性和非家庭知识女性分别生活在两种界限分明的生存空间中,前者公共空间私人化,后者私人空间公共化,尤其是后者,对非家庭知识女性产生极大影响。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主要包括城市、市井、青楼等公共场合和官吏、士风、市民口味等与非家庭知识女性生活关系密切的人和事。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有其特殊的生成背景,这些背景和生存空间一起,对晚明这些知识女性的文学修养、艺术才华、气质韵味、价值理念产生着作用。     

从制度性底层到结构性底层——由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思考中国底层群体管理问题

美国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以往的社会分层概念体系所不能准确把握的一类群体,即底层群体,他们的本质特征在于与主流社会的就业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相断裂。威尔逊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特征,将聚居区底层群体的形成归因为经济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转型,颠覆了制度性底层的传统观点,并提出通过形成政治联盟,制定普遍性政策,运用隐秘议程的政治策略建构对底层群体有效的管理机制。本文在借鉴威尔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孙立平的“断裂”论,探析中国底层管理问题。     

制度性侵权：对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反思

土地征收问题已成为"三农问题"中的热点问题,成为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焦点。土地征收惟一正当目的———公共利益的泛化、征收权制度设计的违宪性、补偿标准严重显失公正、征地缺失正当程序等侵权性立法制度设计是导致问题的根本症结。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立法制度上法定土地征收的正当目的———公共利益,构建土地使用权交易"二元结构模式",制定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     

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

我国现行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源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这种传统的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存在着三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即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工会组织无法代表职工的利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     

我国上市公司绩效低劣原因一解

上市公司绩效低劣的深层次原因不在于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 ,而导源于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其本身的制度性缺陷 ,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主体错位。上市公司的行为及其结果只不过是其对所依赖的制度环境的一种理性的回应。独立董事制度和为推进国企改革的其他措施一样 ,囿于现有的制度环境 ,其有效实施面临着许多障碍 ,不可能有效发挥作用。解决上市公司的问题必须从根本消除其内生的制度缺陷 ,否则上市公司的治理可能就会遭遇黔驴技穷的困境。当然 ,从现在开始为上市公司搭建一个健全的治理框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制度性承诺探微

制度性承诺是指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结构、社会运作方式、制度体制、法律规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客观正式承诺。制度性承诺给社会成员提供行为的明确可预期性,并从总体上规定社会基本秩序状态。制度性承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社会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与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对非当面-当场承诺的信任,这种对抽象体系的信任,实质上是对抽象体系所代表的现代性制度及其承诺的信任。制度性承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它不否定个体性承诺,相反需要个体间承诺及其信任的补充。正是制度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与个体性承诺及其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制度性承诺本身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其作出承诺主体的非个体性,而在于作出承诺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在于这种承诺本身摆脱了个体的随意性与偶然性,具有内在的尊严与权威,从而成为社会成员行为可预期的凭借。这既是制度性承诺的内在规定性,亦是现代性社会的内在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