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的法律策略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企业的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也日益增多。在以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基础上，亚洲一些国家，先是韩国、日本，继之印度、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也对我国的产品相继采取反倾销制裁。迄今为止，我国出口产品已收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500多种，化工、矿产品首当其冲，彩电等产品的出口也受到阻碍，直接受到影响的出口额高达100多亿美元。     

完善我国统计立法的路径初探

随着对《统计法》的重新修订,我国当前统计立法体系呈现出立法层次复合化、立法主体多元化、法律规范单一化和处罚规范双轨化等四大特点。但仍有程序法缺失和制裁法模糊这两大瓶颈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文章从我国统计立法的软法属性根源出发,提出了完善统计程序法、充实统计制裁法、实现其从软法向硬法的转变的路径。     

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及其天河检察院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是近年来得到很大发展的一项司法制度,其基本理念就是通过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协商交流,就犯罪行为和造成的伤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谅解,使受害人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使犯罪人得以免除或减轻刑事制裁,司法机关也可以摆脱诉累。过去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刑事和解制度只能依靠各地方进行探索,有关部门一直在呼吁尽快出台刑事和解的相关法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制度     

延伸—即时威慑理论:历史案例与当下意义

延伸—即时威慑是较为独特的一种威慑类型,指在盟友即将遭到对手攻击时,威慑发动方保护盟友免遭攻击之努力。其主要实施手段为密集释放威慑信号,迅速推进前沿部署巩固军力优势,并伴以灵活讨价还价和政治解决的尝试。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美国对华战略打压升级背景下,延伸—即时威慑可能成为美国介入台海危机的主要战略方式。本文从延伸—即时威慑概念机理、历史案例入手,分析美国对华威慑战略的走向及可能效应,以此为全面应对美国对华战略施压、塑造未来地区安全形势提供些许理论参考。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中国加入WTO五问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是关贸总协定经过乌拉圭回合(1986、1994年)后建立的作为世界贸易秩序支柱的国际组织。其前身是关税及贸易协定(GATT)。世贸组织的基本组成是3个协议：关贸总协定(GATT)、服务贸易的总协定(GATS)和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世贸组织的意图是为所有贸易事务,其中包括关税、市场准人、知识产权、倾销、最惠国待遇、劳工、仲裁和制裁等制定出规范。     

论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

针对我国民事＂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地方法院积极应对,建立了民事执行威慑机制,有效地节约了诉讼成本,减少了执行工作的许多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执法效率.然而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剐刚起步,配套设施缺位,法院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还很缺乏,还需要立法的规制.本文旨在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论模式详细地阐述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概念、特点及其施行的背景,比较各地民事执行崴慑机制的运行现状并分析其缺陷所在,对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今后的完善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建议.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实施定向制裁中相互关系探析

直接针对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定向制裁,可以与外交、调停、武力威胁等政策工具结合使用,较为灵活,便于调整,也不会引发大范围的人道主义灾难。通过金融制裁、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等措施,定向制裁可以达到胁迫制裁对象改变行为、限制制裁对象活动能力和向国际社会传递信号的目的。2 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实施的制裁都属于定向制裁。虽然在官方文件中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并未就如何共同实施制裁作出清晰说明,却在制裁实践中磨合出了互为辅助的关系,通常以合作、协调和配合三种模式共同实施制裁。两者在定向制裁实践中,制裁目的相同且目标兼容,决策相互独立却行动配合紧密,措施扬长避短,责任分工有序。联合国和欧盟共同制裁伊朗的案例,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之所以在制裁实践中磨合出互为辅助关系的原因在于全球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联合国的全球合法性与区域组织的有效执行力互为支持,能有效地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