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国际制裁的困境与对策——对“伊拉克悖论”的思考

本文在对"伊拉克悖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国际制裁机制面临的问题及时联合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笔者尝试性地提出了建立对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定期审议和监控机制,以期能时今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正常运行有所帮助.     

韩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及其启示

韩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以债务人财产明示制度、不履行债务者名单制度、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制度和债务人财产照会制度为主要内容,集中体现了＂以债权实现为中心、兼顾程序利益保障＂的基本理念。韩国的经验为我国民事执行威慑机制的完善提供了诸多启示：在制度形式上,应以增强条文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作为首要任务;在制度内容上,在加强执行威慑功能的同时,还要兼顾当事人程序利益之保障。     

威慑的伦理意涵

威慑在自由伦理、话语伦理与合作伦理的视域下有着丰富的伦理意涵.威慑通过激发共同意志来厚植理性基础,增强主体自由能力和提升抑制恶的道德能力.威慑通过权力控制下的暴力确立我者与他者的平等对话关系,确立权利应答机制以使群体获得更大的普遍行为自由.它为合作培植群体性思维与相互依赖关系,增强合作互信与正义感,也为正义提供外在执行机制.     

1954～1979年美中在朝鲜半岛上的战略互动:主动威慑与被动威慑

从朝鲜战争结束到中美建交这段时期内美中两国在朝鲜半岛上进行的一种威慑性战略互动表现为:美国在朝鲜可能再次发动战争的认知下首先实施了积极主动的威慑,而中国则将美国的威慑行动看成是"备战"行为,于是采取了一种反应式的被动威慑战略.中美的威慑战略互动共同防止了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维持了朝鲜半岛的稳定.     

不宜轻易亮出“领导派遣”这张牌——对完成领导交办督查任务的思考

对于一些关系重大、完成起来难度又比较高的督查任务，领导有时会采取作批示或当面交待等方式派遣督查人员执行。在这种情况下，督查人员“受命”来到督查的地方或单位以后，按照惯例，在“开场白”中就要表明自己是受领导派遣而来、督查任务是领导所交。这样做对督查对象具有很大的威慑作用，可以获得他们的热情接待以及对督查工作的密切配合。     

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北大核心CSSCI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秩序变动加剧。中东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以逐渐明朗的新中间地带姿态获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外交空间。伊朗是中东核心政治力量之一。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面临更为严重的与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结构冲突。俄乌冲突增加了伊朗国境之外的暴力阴影。为获得合理的国家利益收益,同时抑制不安全状况的发生,伊朗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对外交往策略是维持地区均势。由于中东地区没有有效的一体化体系,且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在国外暴力和结构冲突的双重压力下,伊朗的对外行为是理性地优先考虑自身防卫安全,继而考虑突破结构冲突环境所施加的惩罚,再而对地区内关键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伙伴作出合作姿态以减少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这些行为不仅从客观上增加了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生存危机。     

论违法侦查的实体减轻

违法侦查不仅具有诉讼终止、排除非法证据、要求补正或合理解释等程序性法律后果,也可以引发以减轻刑罚为代表的实体性制裁。作为一种实践理性,以国家机关整体利益为制裁对象的实体减轻根源于程序正义对刑罚正当性的影响,与程序性制裁共同形成违法侦查的双重制裁体系。在量刑层面上,违法侦查动摇了国家机关作为处罚主体的适当性,属于影响责任刑的量刑情节。在程序定位上,实体减轻针对的是违反程序规范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造成实质侵害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在适用范围上,实体减轻仅与技术性违法侦查和应适用诉讼终止的严重违法侦查存在排斥关系,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程序补救规则的适用对象分别属于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实体减轻不仅可以彰显程序正义在刑罚正当性要素中的重要地位,也为被告人提供了一种新型救济方式。     

对职务犯罪类死刑的几点思考

本文针对职务犯罪领域死刑的基本情况以及目前学术界对职务犯罪死刑的观点等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旨在从中得出有益内容用来指导司法实践。     

中美贸易逆差探源

自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1696.3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国，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然而．中美贸易纠纷却从未停止过，2004年以前．美国主要采用反倾销措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自2005年起．美国对华贸易制裁措施又开始注重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2005年4月以来．美国已对我国3种纺织品自主启动设限调查．     

我国对人执行制度的构建意义和适用原则

依照执行措施针对对象的不同,强制执行分为对物执行和对人执行.对人执行是强制执行的重要方法,是对物执行的基石和后盾,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武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丰富了对人执行的手段.当前,亟须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现代对人执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