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范侦查讯问行为的质性观察与规范进程

不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是当前侦查法治化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应运用质性观察的实证研究方法,应从法律框架体系和公安机关执法质量考评体系两个方面,了解并确定不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样态及其发生率。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应从处置方式着手,力行追究实体性违法的侦查讯问行为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完善对程序性违法讯问行为进行制裁的实施规则。     

论抽象非法取证行为——从“防冤意见”第8条切入

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的实质是对于程序违法取证行为非法性的＂拟制＂,其构成要件包括＂符合特定的程序违法类型＂与＂不存在非法性阻却事由＂,其主要类型是一个增量而非定量。同程序性制裁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当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其中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同瑕疵证据理论相比,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在操作上更加简单明了,将两个理论整合起来,可以很好地指导对程序性违法取证行为的规制。抽象非法取证行为理论是一个过渡性理论,随着取证行为非法性的实质向程序非法性倾斜,其可能逐渐被程序性制裁理论吸收。由于抽象非法取证行为对于证据的排除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在设定程序违法取证行为类型和非法性阻却事由类型时须格外审慎。     

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运作模式论析

美国外援活动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选择性援助;有条件援助;援助制裁。通过对美国对外经济援助运作模式的分析再次证明:美国对外经援的实质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这一性质,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后,都丝毫没有改变。     

证人证言及其真实性之保障

证人证言作为中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其真实性对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完成诉讼目的、实现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应通过确立证人宣誓制度,改革和完善质证模式,加强对证人伪证的制裁以确保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美国对伊朗经济金融制裁的动因、影响及启示

为了扼制伊朗的核计划,自卡特政府时期开始,一直到特朗普执政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了程度不同的经济金融制裁,包括冻结或没收相关人员的财产、限制其企业进入美国债券市场融资、禁止第三方与被制裁对象交易、关闭其美元贸易结算通道等。尽管伊朗采取了切断对西方的能源供应、改换国际结算货币或变更结算渠道等反制裁措施,但西方国家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贸易、政治文化、民众生活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最终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由此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是：多管齐下应对有可能的能源制裁;抢抓关键节点破局有可能的贸易制裁;多措并举应对有可能的金融制裁,保护海外资产安全;成立专门的经济金融反制裁机构,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

发生在600年前的郑和下西洋是当时最伟大的海上远征。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看,郑和下西洋所引发的问题远多于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将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结合,认为《明史》所说的“耀兵异域”是保障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郑和下西洋是含有威慑手段的外交出使,军事威慑、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共同构成了郑和下西洋的多重目的。     

从威慑到最优执法理论:经济学的视角

早期的执法经济理论,关注如何通过惩罚违法者威慑潜在违法行为.然而,考虑到执法本身的成本,特别是当法律本身非优化时违法行为带来的外部收益(或执法的成本),简单地威慑执法带来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因此,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执法目标的最优执法理论认为,并非对所有违法行为都要实施威慑,只有当执法收益在边际上大于执法成本时,惩罚违法者才是有效率的.基于相关文献,本文试图梳理和介绍执法经济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和思想.     

理性与重构——威慑有效性研究路径分析

现实主义的功利理性主义假设,与威慑共享同一假设基础,造就了功利理性主义路径在威慑有效性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但随着人们对威慑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有限理性以及知觉在威慑中所发挥作用的探讨,强功利理性主义在威慑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动摇;结合了认知与理性的认知理性主义路径初见端倪。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广泛的运用,使得研究者的目光投向威慑中的身份、认同等因素,建构-诠释路径对威慑理论的重构由此展开。     

论“恶意欠薪行为”的入罪问题

恶意欠薪是指用工单位或者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能力支付劳动者报酬而故意不支付或拖欠，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此类行为的大量出现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本文从介绍恶心意欠薪的基本内容出发，分析了入罪说和非罪说两种观点，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进一步完美对此类行为的开法规制。     

对违法审判行为的程序性制裁

对于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我国确立了旨在宣告无效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这种制度根据宣告无效的法律后果的不同,可分为绝对的撤销原判与相对的撤销原判,前者是因为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侵害重大的诉讼利益所引发的不可补正的无效,后者则属于由一般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可补救的无效。撤销原判制度的适用对象还可以分为积极性程序违法行为与消极性程序违法行为,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所带来的制裁后果也有所区别。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需要针对一审法院违反法律程序行为重构程序性制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