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理论从新的视角揭示了文学的性质，即文学是主体间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鲜活的审美体验的话语方式，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中表现出了强烈而自觉的主体间性意识。围绕《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张竹坡揭示了作家在艺术虚构、生活体验、创作构思及艺术表达等阶段的主体间性，即作家必须与生活现象、文本做主体间的交流。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作者“入世最深”，依“情理”、“借海扬波”、“依山点石”，以不同的“笔法”、“犯而不犯”、“白描”等艺术表达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借小说以“泄愤”。张竹坡小说创作论的主体间性极具现代意义和独特价值。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在西方思想史中,近代与现代的契约正义现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时代不同,近代的契约正义观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实体正义,现代的契约正义观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程序正义.这两种正义观在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都存在着重大差别.透过对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转变的比较分析,不仅可以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而且对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大有裨益.     

汉字部首排检法的改革

本文论述了部首排检法的产生、发展及改革,重点分析了(说文)540部、<康熙字典>214部以及国家推荐标准201部的成绩和不足,对部首排检法的研究与规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语言模因论视域下的流行语传播

模因作为文化信息单位,在流行语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复制、传播为丰富流行语提供了一条有效、快捷的途径。语言模因论揭示了语言发展的规律,为研究语言进化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本文采用语言模因论对流行语的形成和传播加以分析,认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流行语现象比起以往从社会语言学视角进行解释更具有说服力。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下）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问题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     

试论苏轼传神理论的多样性及其影响

以国画为例,对苏轼的传神理论作了总结,认为苏轼的传神理论体现出了多样性:一方面,苏轼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传神理论,认为传神即传对象之神;另一方面,苏轼更注重从物我关系建立传神理论,认为神不在客观外物,不在创作者主体,而在主体与客体的契合而建构起来的形象;除外,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强调,苏轼的传神论也带有了传神写心的色彩,为此后"文人画"美学思想开启新风。     

艺术:意义的展露和自由的发现

在宣泄与建构的对立统一运动中,艺术实现了情感的净化;在净化情感的同时,艺术恢复了人的感觉,打开了梦想的世界。本文以此为路径,围绕意义的展露和自由的发现,论述了艺术对个体人生的价值。     

紧急避险: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予以反击之行为的重新界定——从主观违法性论在我国之提倡说起

对无责任能力人之侵害予以反击的行为应当属于紧急避险,因为: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之下,只有采取主观违法性论才能保持理论的严谨和一贯;紧急避险的对象并非仅限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反击无责任能力人之侵害的行为定性为紧急避险在理论上更为圆满;行为人在无法知道对方是无责任能力人时所实施的反击属于意外事件型的假想防卫;作为正当防卫对象所必须具备的责任能力并非刑事责任能力,而是民事侵权责任能力。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