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的合法化：论蔡元培美育的理论基石

美育作为构成蔡元培教育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蔡元培倡导完全人格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但这还只是为美育出场的合法性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性。中西融会的美学观才是蔡元培美育思想最终形成的理论基石。美育正是通过这种美学观实现了自身的合法化,获得了内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而成为蔡元培建构其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     

鸦片战争前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探析

鸦片战争前 ,在广东省香山县淇澳村 (今珠海市淇澳区 )曾发生一起严重的中外冲突 ,或者说是当地居民一次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本文作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 ,对事件的起因、经过和性质作了初步的探析。认为发生在 1 83 3年 1 0月的这场冲突并不是偶然的事件 ,而是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长期盘踞在淇澳附近海域从事殖民活动 ,危害当地中国居民利益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必然结果     

风险社会与"异化劳动"——贝克的"异化生产观"及其"历史超越"

“异化研究”是现代性研究的重要范式,贝克的“生产观”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异化生产观”。一方面,贝克对生产进行的“异化研究”抓住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贝克的“生产观”又具有片面性、抽象性,并导向不可知论与宿命论。“反思的实践观”是现代性研究包括风险研究的根本观念基础。风险与实践、风险与规律、风险与异化具体辩证统一。风险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具体问题性、异化性,是规律呈现自身的一种具体方式。风险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历史性。人们可以认识、把握甚至利用风险。     

理解的张力--论文本解释的空间与限度

哲学史不仅反映了人类思维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且也是每一代哲学研究者通过对哲学文本的解读而不断获得自身理解的历史,因而对于文本的解释是哲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然而在文本解释与哲学的自身理解之间却始终存在一种理解的循环,一方面,文本的解释奠基于哲学的自身理解;另一方面,哲学的自身理解也有赖于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知天命”：中共执政党的理性自觉

正犹如人要有自知之明的道理一样。党也应该有自知之明。面临居位执政。中国共产党更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份、明白自身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晓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应该说，一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执政而历尽沧桑、筚路蓝楼而厥功甚伟的政党．今天却要反躬自问“我们是什么？”这决非童蒙未开、幼稚可笑之举。而是“知天命”，是历史理性的自觉，是理论思维的成熟。     

保护与开发:民俗旅游的文化反思--以湘西民俗旅游为例

民俗旅游已成为当今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重头戏,也成为现代旅游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旅游越来越多地成为各地重点开发的对象.一些地方和单位把解决贫困问题寄托于民俗旅游的开发之中,因而造成盲目开发甚至破坏性的开发.近几年来民俗旅游发展中暴露出来的文化问题,同样存在于湘西民俗旅游开发之中.本文结合湘西民俗旅游的实例,从保护与开发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了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     

浅谈道德建设中知与行的关系

道德行为在一般意义上讲是自觉、自知的,是在理智的思想支配下通过意志的推动产生的行为。如果说意志是推动行为的动力,那么理智活动就是意志的内在机制。对于道德行为来说,意志、理智和认知,并不是分离的东西,而是主体的同一个内在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的行为就是理智的行为。一个成年人都具有规范自我行为的能力,能分辨是非对错,而有时明知是不道德的行为却偏偏行之。俗语说得好,不知者不怪,但知而偏行者,就势必因必果,果必负,所以,知与行并非是必然合一的。     

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疏论

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并不是空洞的形式 ,海氏的此在也非事实性的存在者 ,二者的根基都在时间性 ,都以其绽出结构作为意识或此在的存在形式。海德格尔思想一而贯之的基本线索 (最低基准 )就是要从时间来探讨存在的意义 ;而其前提和真实含义却是要从存在来探讨时间的本性。在《存在与时间》中 ,时间性是作为整体性问题的答案引入的 ;其“将来”的特征表征的是作为整体性的“自身性”。事实上 ,“当下”才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的焦点。这与胡塞尔作为主体性本身的时间意识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从“原意识”到“眼下” ,对前对象领域的揭示 ,可以成为与法国现象学的全新的接口。需要注意的是 ,存在的动词化呈现的基本境域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 ,而不是实践。     

创建学习型社会图书馆应发挥自身优势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优势，需要构建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也要营造“人人是学习之人”、“处处是学习之所”、“人人皆可成才”的社会氛围。作为全社会教育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共图书馆，在创建学习型社会活动中，自然责无旁贷，应义不容辞地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国哲学"和"Philosophy"

随着众多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不满足感的日益增长 ,试图改善它的期望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往往不会去考虑的问题 ,即重新认识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研究这项工作“自身”的性质 ,反省和检讨我们对它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及其有效性。我们之所以愿意参与到这项反思工作之中 ,是因为我们也感到困惑和不安 ,并渴望找到一种新的重大途径和方式。不管问题是以什么尖锐的形式提出 ,甚至是让中国哲学经受一次被审问的严峻考验 ,但我们确实需要触及问题的要害 ,并最终使中国哲学获得新生。正是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 ,在姜广辉等先生的筹划下 ,2 0 0 3年 11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西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等单位协办 ,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讨会” ,学者们围绕作为会议主题之一的中国哲学的困境和正当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见解。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希望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关注 ,并参与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