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路风潮向钢贸领域蔓延

“跑路”现象从温州地域性集中爆发开始向单一行业蔓延。江苏无锡一家钢材贸易市场老板李国清因企业资金链断裂春节前合家潜逃，留下高达10亿元的债务。钢贸企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也是一些银行的贷款和承兑汇票业务“大户”，这种企业一旦出现状况，必然加剧银行的整体授信风险。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之检讨

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系2012年刑诉法的一项创设,旨在提高庭审的效率和质量。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刑事庭前会议类似于域外的刑事审前准备程序,主要负责解决程序性事项。中国引入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是一大进步,但在制度性质、程序效力以及程序机制等方面存有缺陷,新近发生的热点案件表明实务人员对这一制度的运用尚存误解。立足实践问题,结合域外经验,中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论斯多亚学派的前激情概念及其作用

前激情是斯多亚学派为处理关乎激情的问题提出的概念。由于相关文献不足，有关前激情的系统论述在晚期斯多亚哲人塞涅卡著的《论愤怒》中才首次出现。按照塞涅卡的论述，前激情是未经心灵同意单独由印象激起的灵魂的非自愿运动，它既不受意志控制，又不受理性管束。由于无人能豁免它的攻击，它也是脆弱的人性之明证。此外，通过阐明抑制激情的关键就在于泰然自若地面对外部世界的诸变化，该概念也算得上是激情的终结者。它展现了斯多亚哲学的精髓。     

喜看统计信息从封闭走向开放

国家统计局成立以来,我国统计工作艰苦创业,经历60年风风雨雨,改革创新,取得丰硕成果。由于工作岗位关系,我十分欣喜看到改革开放后,统计信息从封闭走向开放。改革开放前,统计信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统计服务范围狭窄,保密制度     

想透了甲午,我们的民族才能进步

正——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灾难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     

唯物史观视角: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实践的对象性关系来说,人的本质有四方面内容,人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自由本质和个体本质。从唯物史观视角,马克思将人的自然本质、社会本质和自由本质分别赋予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的意义,从人作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来看待人的个体本质。进一步得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本质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逐步展开,其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现实维度就是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患难与共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部队南下干部。1949年春，父亲17岁时从山西逃壮丁来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后，他在部队担任过文书、连队指导员。部队南下后驻扎在广东省汕头市。母亲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岁入伍，到部队文工团，后来随军南下，转业到汕头市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经常要去部队采访，所以认识了父亲。他们1964年结婚，当时父亲32岁，母亲23岁，3年后有了我，后来又有了弟弟。“文革”前，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唯物史观的后现代性表述断想

作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唯物史观不仅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犀利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犀利程度的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唯物史观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对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内在逻辑的"现代性"的深刻的质疑,从这个维度出发,探究唯物史观的后现代性,不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阐发唯物史观,还可以从后现代主义中寻找"他山之石",从而丰富和发展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非洲国家发展特征的三个维度及其本质——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考察中心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进程中,非洲社会传统特质与外部世界影响的交互作用,导致了按照西式民族国家模式构建的非洲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受挫。它们大多处于"前民族国家"发展阶段。这些"前民族国家"虽然具备法理主权,但却缺乏经验主权。它们是在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将早期非洲的国家机构与非国家组织等融为一体所形成的产物。这些国家具有一种以"新家长制"为特点的前现代性特征,使国家权威及认同下移至家族、氏族、部落、宗教群体、地域性社群等。同时,这些国家还维持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外壳,以及由非洲地区一体化所促成的"地区国际社会"。不过,现代国家与后现代国际体系都只是法理主权架构下的表象,这使得非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在消解的同时,也被其内外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所消解。     

民国以来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回顾

对于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前半期(1900—1949年)中国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及城市化率,自民国以来就不断有中外学者和政府机构、外国团体进行过统计、分析。这些成果都成为今天的研究者深入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基础材料,但都远远没有穷尽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该研究仍然是一个既繁复棘手,又十分重要并有极大深入研究空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