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流迁动因研究评说

关于乡—城人口流迁的动因,历来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研究成果颇多。那么迄今为止,都有哪些关于人口流迁动因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能否完全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农村人口流迁现象?这些众多的理论和观点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宏观社会结构影响说;第二,生存与发展困境说;第三,劳动力剩余说。这三派观点各自都在自己所限定的范围内从一般意义上较为可信地解释了农村人口流迁的原因,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矛盾等原因,这些观点又有其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借鉴这些观点解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民的流迁动因的时候,应持审慎的态度。     

剩余索取权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程度实证分析

当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发生利益冲突时,会计信息蕴涵的各项权利才凸现出来。本文主要研究剩余索取权分享下的会计信息披露,通过国内上市公司样本统计数据,得出企业所有权的集中程度、管理层分享剩余索取权的程度与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有显著的相关性,提出相关建议,即剩余索取权的分享程度要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股权集中度,赋予管理层人员股票期权,更符合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     

我国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制度障碍

目前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相对滞后 ,表面上看来是物流市场的需求不旺和物流供应的质量不高所致 ,实际上物流服务的交易费用过高 ,导致了物流需求的不旺 ;我国目前对企业经营者的剩余控制权激励机制使得企业缺乏物流外包的动力 ;政府管理体制的相互矛盾和条块分割 ,影响了物流企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从企业理论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在高校后勤改革中,高校作为后勤公司投资主体的改革模式存在着市场失效、代理成本过高等弊端.根据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产权理论的研究,高校只有完全退出竞争性强及规模不经济的后勤服务市场,才能克服这些弊端,根本解决高校后勤负担过重问题.只有政府采取措施,才能完成后勤社会化改革.     

基于质量意识和工艺创新的供应链质量决策北大核心CSCDCSSCI

消费者的质量意识水平和制造商的工艺创新能力影响产品的质量选择.考虑到这种影响,本文分别研究在中心化供应链和由一制造商与一零售商组成的两级分散化供应链中产品的质量选择和数量决策.前者为优化问题而后者为以制造商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博弈问题.为以上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并获得其解析解.进而,从理论上分析质量成本参数、消费者的质量意识水平和制造商的工艺创新能力对供应链的决策、利润以及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同时,利用算例分析在分散化供应链中消费者的质量意识水平和制造商的工艺创新能力对供应链决策、利润及消费者剩余的影响程度.最后发现:消费者的质量意识水平越高或制造商的工艺创新能力越强,供应链趋于选择越高的产品质量和数量;这种高质高产的决策在给供应链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消费者剩余也得到提高,从而整个社会福利相应提高且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此外,如果考虑到渠道选择对消费者的质量意识水平和制造商的工艺创新能力的影响,双边际化效应在分散化供应链中不总是占优的;随着在分散化供应链中消费者的质量意识水平和制造商的工艺创新能力的增强,双边际化效应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研究也为政府等公共管理部门针对质量问题的引导和监管提供了相应的洞见.     

公物法研究

南京大学肖泽晟副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物法研究"(批准号:05CFX024)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项目最终成果是专著<公物法研究>,约25 万字.     

关于人力资本产权定义的几个问题

人力资本产权受到某种制度的外部限制时,会形成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而不能充分行使,直接影响劳动力所有者的劳动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济效率.劳动者应对自身权利进行边际替代调整,以实现个人效用享受的等值性.     

婚姻市场、农业剩余与光棍分布--一个理解农村光棍问题的中观机制

在婚姻市场渗透下,中西部农村家庭继替具有市场参与性特征：婚姻市场竞争过程形塑出以竞争力为指标的婚姻梯队序列,在优势梯队实现的家庭继替具有向上社会流动的特征,梯队末端则呈现为底层沦陷;农村男性青年在婚姻梯队序列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其家庭的资源积聚方式、能力和分配方式。调查发现末端梯队集中分布于农业剩余稀薄村庄,其内在机理是农业剩余稀薄通过形塑家庭劳动力的不合理配置与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资源积聚方式和向家庭日常生活基本需要进行倾斜的资源分配方式削弱了男性青年的婚姻市场竞争力,其现象表征是扎堆分布的光棍。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要素参与分配方式探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作为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数字经济对知识要素的正向激励与反向促进,具有化解不确定性作用的隐性知识已成为新型企业的关键资源。隐性知识包括方向性知识与方法性知识,当企业需要依靠方向性知识或方法性知识来化解不确定性时,则应该将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交给相应知识所有者。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知识要素越来越多地影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并分别以隐性知识交易企业所有权,固化知识获得合约中的固定工资和显性知识进入知识产权市场三种方式参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