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董西厢》"大团圆"结局新探

"西厢故事"的嬗变过程体现出<董西厢>"大团圆"结局的思想意义,这种意义的实现有赖于对女主人公崔莺莺"自献"情节的改造,上承唐传奇<莺莺传>,表明传统两性文化中以"男主女从"为要义的男权意识的潜在影响.     

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董解元西厢记》的语言时代补证

关于《董解元西厢记》语言的时代,一直争议颇多,如"金代说""非金代说"等。已有成果多是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角度来考察的,然而从词汇角度来看,《董解元西厢记》以用宋金新词为主,金以后的语言成分微乎其微,相对来说,后人改动的比例较小,基本上可将其看作金代的语料。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团练”言说为中心的考察

清朝咸同之际,朝野内外举办团练的呼声高涨。检视时人言论,以办团练为途径,赋予地方适度的军事权力,只要选人得力,严密章法,或可实现"奠安黎庶"之愿望。但他们很快发现,办团练使乡村进入了军事化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绅权扩张",因此不得不反思质疑。各种团练之说及由此形成的地方军事化设想及其困局,呈现了近代中国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丁廙《蔡伯喈女赋》与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兼论《后汉书·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

《后汉书·董祀妻传》所载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问题已有长达千年的争议,因缺乏实证而至今未果。实际上,丁廙《蔡伯喈女赋》正是我们此前苦苦寻求而未得的一个实证,它完整记录了蔡琰归汉前的生活经历和状况,将其与《悲愤诗》二首对读,可以发现二者描述的蔡琰事迹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证《悲愤诗》二首表现的史实是完全真实的。因《悲愤诗》二首的真实性已经在丁廙赋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这就宣告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历史争议的结束。蔡琰曾经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员,其《悲愤诗》二首与曹丕、丁廙同题《蔡伯喈女赋》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同是建安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邺下文人集团一次集体性文学创作活动的产物。《董祀妻传》的史料来源,应是曹魏时代项原的《列女后传》而非世所谓《蔡琰别传》。《董祀妻传》记述的蔡琰事迹和创作情况是真实可靠、确切可据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晚清政权强化公权力进程中的清障努力——对文献中“恶劣绅衿”三种表达类型的考释

在晚清文献中"恶劣绅衿"的记载数量巨大。但细究这些记载,可根据语境分不同情境做出不同类型的划分,所谓的"恶劣绅衿"有实际性、防乱性与衬托性三种表达类型。实际性的"恶劣绅衿"确实存在,但出于防乱性、衬托性的表达往往给人"恶劣绅衿"存在程度之严重的印象。出于防乱性的表达多见于历年奏报,记载中很难见到具体的恶劣行为,而以衬托方式记载的恶劣绅衿更有为突出某位官员或某位地方正直人物而以恶劣绅衿作为其行为对照,加以强调;有时为强调某一地区的吏治民风之刁顽,也存在着夸大恶劣绅衿之恶行的现象。对于清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恶劣绅衿"的仔细酌量和进一步考释,或可窥见晚清政权在强化"公权力"、打击地方离心势力方面所做的清障努力。     

商界奇才与她的子女们——董竹君的教子片段

凡在上海待过的年纪较长者,大从会知道一位传奇人物——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董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