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近代文化名人事履钩沉

本文从众多文献的爬梳中勾稽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成都近代文化名人,这其中包括川剧剧作大师黄吉安,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叶伯和,儒释哲一代宗师、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语言文字学家黄侃,著名藏学学者、《藏汉大辞典》编者张怡荪,中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周太玄,"万能教授"张圣奘,金针高手叶心清,中医学家蒲辅周,当代骨科泰斗级人物杜自明,我国第一代最著名的女企业家董竹君等等。笔者对这些名人事履的钩沉,不仅为学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也为社会保留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鲁迅译卢那卡尔斯基作品札记——关于人道主义

1928年以后,即在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前期鲁迅的人道主义发生了何种变化?本论文旨在探求这一问题。鲁迅通过翻译卢那卡尔斯基的《TOLSTOI与MARX》(1928年,1929年译)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与人道主义相对立,而是对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另外,鲁迅还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是将实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鲁迅通过剧本《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卢那卡尔斯基著)赞同卢那卡尔斯基的看法:在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社会展望和一贯性的人道主义者一定会违背人道主义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该采取无抵抗主义,必须与反革命者战斗。人道主义的理想一定要通过战斗来实现。     

试论张生形象的演化

张生形象在《莺莺传》、《董西厢》和《王西厢》三部作品的动态发展中不断演变,其表现为:一、爱情萌动中的张生形象逐步完美。二、爱情发展中的张生渐趋刚毅和执著。三、爱情结局中的张生越来越忠贞。三部作品中张生形象意义的不断推演,反映了三个时代对爱情、婚姻以及礼教的不同态度。张生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作品中越来越明显的进步思潮,张生越来越主动自觉的爱情追求,是这一系列作品带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客体,张生也因此成为耀眼而又典型的文学形象。     

从清醒到梦想：西厢故事流变论

《莺莺传》为元稹招来了千古骂名,学者多以为其自寓的张生被当作一个始乱终弃的薄情文人而屡遭批判,而崔莺莺则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的勇敢女性而备受称扬,但实际上崔张都经历了追求、反思与逃避自由爱情的心理发展历程。《董西厢》、《王西厢》为董解元、王实甫赢得了千古美誉,被当作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颂歌而备受青睐,但实际上崔张只不过谋求在封建礼教的框架下为感情留下可怜的发展空间,并未自觉主动地否定封建礼教而确认自由爱情的独立价值。从《莺莺传》到《董西厢》、《王西厢》的发展,体现了古代文人从清醒到梦想的心理流变历程。     

论公司董事权的法律特征

公司董事权是公司董事基于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和委任合同的约定而享有的受托处理公司事务的各种权利或权力 ,公司与董事的委任契约是公司董事权产生的必要条件。公司董事权是一种对内权 ,其权源为法律规定和股东 (会 )的授权。董事权的行使具有不可替代性 ,同时受董事义务的制约。     

餐饮企业文化主题打造策略探析——以北京大董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为例

当今餐饮业的竞争已经发展到了文化竞争的层次上,客人对餐饮产品的需求也上升到文化品味的层次,对于餐饮企业而言,餐饮产品与文化的融合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势。北京大董餐饮投资有限公司(下面简称北京大董集团)作为文化主题餐饮企业,其发展及其"文化餐饮"之路值得我们的深入研究,本文从北京大董集团的文化主题、餐饮环境氛围、菜肴饮品的特色和优质的员工队伍等方面入手,解析如何将文化内涵紧密的融合到餐饮产品之中,使得文化成为餐饮企业的品牌,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做了系统的策略探析。     

在崂山绝顶放牧风雨

他从平原走来,走向蓝蓝的海;他从大海走来,走向高高的山巅。从此,崂山上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     

把董小宛推上南通旅游舞台的设想

南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进步,文化韵味厚重,科学稳健发展,并是对外开放的靓丽窗口。南有风光旖旎的狼山风景园区和流光溢彩的濠河风光带;更有全国最早成立的南通博物苑;末代状元张謇纪念馆及啬园;世界美术家沈寿艺术馆;人民艺术家、影坛巨星赵丹故居;南通城市历史博物馆;中国南通珠算博物馆;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等等。北有名震中外的“七战七捷”纪念馆;抗战楷模、爱国老人韩紫石纪念馆;蜚声海外的如皋花木大世界;东方大寿星园;千年古刹定慧寺;古韵飘香的如皋水绘园等等。笔者认为应该把董小婉推上旅游舞台。谈如下三点…     

民初的乡村组织与基层调解——以奉天省为中心

民国以来,随着国家权力深入乡村,新型的基层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话语对调解这一高度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奉天省的区村长民事案件评议制度表明,随着基层乡村组织进一步被国家权力所渗透,调解组织自身结构发生变化,在组织形态上,呈现一种组织化、制度化和官僚化的趋势.但这种"非民间化"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在调解方法和程序上完全体现出国家的意志.奉天省的经验显示,在习惯和法律有冲突时,调解者更常常站在习惯的一方.而对国家法律采取漠视的态度.这种组织形态上的"非民间化"趋势跟调解方法和程序上的"民间化"特性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民初基层组织在政权化的过程中所保留的绅权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