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培育及其带动作用——以石城为例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江西石城县着眼于“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立足县域脱贫与发展需要实施了“千人铸造计划”,该计划发挥县级行政动员优势并扎根乡土社会,从培育方案、产业选择、社会基础、组织设置与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嵌入式培育及其内生带动作用激发,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实践范例。石城经验体现了我国县域政府独特的行政动员机制及其嵌入乡土社会的本土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培育扎根乡土致富带头人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有益启示。     

论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民众反侵略斗争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广东民众反侵略斗争,沉重打击了外来侵略势力,冲击了地方官府的媚外政策,捍卫了自身权益,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从“小难民”到“小战士”: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抗日救国教育、报刊媒体、节日纪念等社会动员方式,唤醒儿童抗战意识,使儿童不仅仅是直面国破家亡等现实苦难的“小国民”“小难民”,更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小战士”。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儿童以多种形式响应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他们在战火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增强了国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全民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种理论视野下的西欧穆斯林政治参与问题探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已经成为西欧社会不容忽视的现实存在,但是在政治参与方面,穆斯林远未能有效参与西欧各国的政治进程。穆斯林人口在种族、经济地位等方面的多样性是其有效参与政治的内在障碍。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穆斯林对公民权、政治精英、参政渠道等政治资源的占有不足,加之欧洲殖民心理遗产的影响、欧洲的世俗化政策、伊斯兰恐惧症、外部穆斯林世界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穆斯林广泛参与西欧政治生活的重要原因。     

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

佛教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外系资源,自汉代传入中国后,于南北朝大放异彩,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民众的思想世界。因而,探讨此时期的佛教也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社会中的思想存在着不同层面,以此时期的佛教而言,     

贵州现实主义油画厚重的人文关怀

独特的地理因素和多民族共存的状态成就了了贵州画家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它孕育了人文关怀的种子。艺术家们通过描摹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再创作,从而讴歌在恶劣环境中朴实无华且坚强不屈的人们的精神状态,立意鲜明跃然纸上,引人深思。贵州走出的一位位艺术家们要用手中的画笔让一切变得浓烈、不同寻常、要满怀深情地讴歌生活,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雷锋，我们一路同行

五十三年前的阳春三月,准确地说,是三月五日这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学雷锋纪念日”便由此而诞生,紧接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学雷锋热潮奔涌而来,席卷全国。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理念在更新,可雷锋精神始终没有丢,始终得到民众的道德认同,并成为一种道德血液,在发扬,在传承。     

清代台湾嚼食槟榔习俗探析

台湾嚼食槟榔的文化习俗源于明清。清代大陆移民进入台湾,嚼食槟榔渐成时尚,种植槟榔以获利已成为农家经济的一部分。槟榔既是民间礼尚往来之信物,也是解决纠纷的中介物,成为台湾乡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