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性安全与作为生存理性的实践理性

由康德奠定经典内涵的实践理性总体上是与感性经验无关、“不计后果”的,因而是存在无忧的。在高度现代性时期,全球性风险带来本体性不安全和生存焦虑,使得我们必须基于生存——本质上是共生共存——呼唤一种新的实践理性,这便是本质上是存在理性的生存理性。当然,今天我们需要的生存理性是后启蒙的、完成现代性转换的生存理性,是非先验的理性,具有反思性特征,本质上是基于共在这一底线的公共理性。在意向性与外延性高度强相关的全球化时代,人类吁求基于共在的生存理性,也就意味着要求人们生活方式的再道德化。在此意义上,强调修身为本的中华传统文化有不少助益之处,康德的实践理性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而一个国家的碳排放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对碳排放量的贡献也不同.文章通过区分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特征,构建省域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外贸依存度、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区域中影响碳减排的因素效果是有差异的.从而,提出了减少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服务业增长和波动的区制转换与非对称性研究

在当前服务业景气"微波化"的背景下,采用四区制马尔科夫混频动态因子模型,从增长速度和波动强度的双重角度对中国服务业景气不同阶段的运行特征进行详细考察。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景气波动主要呈现低增长―低波动状态,其次为高增长―低波动状态,且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呈现非对称性;中国服务业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可能会在以低增长―低波动为主要特征的"L"型底部运行,也可能会在低波动水平上呈现高增长和低增长状态交替的"W"型波动态势。     

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31个省市1979-2012年的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转型期中国省际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形成机制,得出结论如下:经济波动在淘汰本地区低效率投资项目和企业、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直接效应的基础上,因受中国地区间激烈竞争和产业同构的影响,会吸引邻近地区的优质资源,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结构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从动态视角的检验发现,相比于短期,两种效应在长期的作用更大.本文关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机理,以及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Copula-GARCH模型的新兴产业与上证指数相依性研究

文章利用Copula-GARCH模型对2005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30日上证交易所新兴产业指数和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建模,然后运用ARMA(1,1)-GARCH(1,1)-t模型,将边缘分布概率积分变化后的2个服从均匀分布的序列作为Copula模型的边缘分布,得到了较好的拟合效果.通过建立正态Normal Copula函数、t-Copula函数、Gumbel Copula函数、Clayton Copula函数和Frank Copula函数的5个二元Copula模型,并采用AIC法、BIC法、切比雪夫距离和欧式距离4种检验拟合优度的方法选择最优的t-Copula模型.同时利用GPD法对2个指数做了尾部相关性分析,发现下尾比上尾具有更好的相依性,说明极端情形(如金融危机)下两指数的涨跌幅度较大.     

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技术

采用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方法,以动态参数Copula模型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依结构、以GARCH类模型描述各金融变量的边际分布,通过构建的联合分布计算ΔCoVaR。利用此方法度量中国大陆与美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此方法计算的ΔCoVaR能同时反映时变波动性与时变相依性,可更灵敏准确地度量危机时的极端风险溢出。     

地方政府政策歧视策略的动态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会采取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企业,但是投资企业实际的经营运作水平不能被事先掌握。同时,地方政府也存在嫌贫爱富的道德风险。因此在各地实际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多少都会存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歧视行为。本文通过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对上述过程进行分析,以为适当的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上的依据。     

从动态顺应看《李尔王》的三种译本

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论观下的顺应论的动态性认为,语言选择过程的动态顺应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时间顺应、语境的顺应和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以该理论对《李尔王》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分析,指出翻译标准应该被不断地重新阐释以顺应不同时间、不同语境和不同交际目的。     

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优势、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随着ESG投资的兴起,上市公司ESG信息应否强制性披露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议题。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有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信息质量的制度优势,但我国选择该模式并将其制度化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还有待探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风险规制的需要和证券法中信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可成为ESG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正当性基础。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构建,可在将重要ESG信息解释为证券法框架下重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证监会制定基本原则、证券交易所设计具体规则形成结构化披露规则体系;宜区分以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为中心的ESG理念和以关照利益相关者诉求为核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分两步建立ESG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合规成本,推行渐进式实现方案。     

作曲家的伟大性——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音乐中的伟大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伟大人物向来被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胸襟等伟大品质,站在比普通人更高的时空维度,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伟人成长史。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伟大人物都备受关注,具体到音乐领域,有伟大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等,在这众多的“大家”中,伟大的作曲家被视为推动音乐史前进的核心人物,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但哪些作曲家可以称得上伟大？评判作曲家伟大的标准是什么？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1880.12.30—1952.2.13）在《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对伟大性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有力地契合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需求,也激发了大众尤其是音乐专业人士及音乐爱好者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