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教之社会化处遇制度构想

对我国劳教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多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不同主张:有主张通过建立类似保安处分制度,将劳教制度纳入保安处分;有主张直接废除,认为在我国现行《刑法》、《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外已没有劳教存在的必要和空间;还有主张改革或重构劳教制度,使之适应我国法治化进程的要求.笔者认为借鉴国外保安处分改造劳教,建立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则属于嫁接错误,保安处分是针对被处分人未然的人身危险性的前瞻性防范措施,而劳教是回顾性的对已然罪错的事后惩罚性处罚或教育矫治,两者形似神不似.     

劳教人员为何“再进宫”

在从事劳教人员心理健康辅导工作中,我发现有不少学员已不是第一次违法,再进宫现象频繁出现.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屡教不改呢?对此,我特意对部分多次违法的学员进行了研究分析,以下是我节选的三个案例:案例一:L,52岁,第二次被关进劳教所.两年前曾因盗窃罪在某监狱服刑一年,这次同样是因为盗窃被劳教.L来深圳有三年了,本以为来深圳可以挣到钱供孩子上高中,没想到因为年纪大且无一技之长,不仅没挣到钱,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后来在一帮不法分子的撺掇之下,L走上了盗窃的道路.     

一个吸毒者的回归

37岁的罗军(化名),因吸毒被劳教两年,于2009年10月刑满释放,回到社区接受为期3年的安置帮教服务.他很想改变自己,摆脱毒品,却找不到方向,与父母的关系也很紧张.社工介入安置帮教调查工作罗军回到社区,我从司法局获取资料后第一时间联系他,开始社工服务跟进工作.     

月色淡淡

在夹边沟（作者1957年至1959年以右派分子身份,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改造——编者注）,有过两次难忘的邂逅。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农场里每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     

关于企业职工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期间有关问题的批复

川人社函〔2014〕673号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你局《关于企业职工因涉嫌犯罪被被判有期徒刑缓刑期间单位仍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其视同缴费年限是否认定的请示》(甘人社险[2014]24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四川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办法的实施细则》(川劳社发[2006]18号)第(二十八)规定:     

劳教场所开展“唱读讲传”活动的实践意义

2008年以来在全市开展的“唱读讲传”活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空前广泛的参与热情．彰显着主流文化强大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力量,对全市各方面工作和各类人群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劳教场所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劳教事由类型研究——基于劳教案件的实证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废止劳教制度后,对于轻微违法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的构建问题已成学界热点。我国1991—2012年间的劳教案例的数据分析表明,实践中的劳教制度虽然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功能亦由最初的矫治为主向惩罚为主异化,但劳教制度在惩戒、教育矫治、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作用明显。因此,后劳教时代立法宜延续劳教制度的基础功能,并把握好教育矫治和惩罚违法之间的度。     

王道明：把生命献给职业指导

他是职业指导队伍中平凡的一员,却用20年的坚守与耕耘,诠释着职业指导的内涵和真谛。 他是劳教人员眼中的＂王警官＂,这是他在职业指导岗位上的特殊称号。 他是职业指导工作的铺路石,默默地奉献,执着地坚持,不断地探索与创新,让他在推动全市职业指导工作中找到了自我。     

社会工作应关注“后劳教时代”的“问题群体”

在社会建设的发展浪潮中,难免有问题群体的存在,这里讲的问题群体主要指的是劳教人员、吸毒人员、问题青少年以及关押在监狱和放在社区服刑的罪犯.问题群体中90％的人为初中以下文化,缺乏法律知识,还有很多不良习气,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大,应引起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的全面关注.劳教是我国特有的行政处罚制度,且颇受争议.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社会处罚制度按阶梯状分布,只有治安处罚、行政处罚和刑罚三种.我国则在此基础上,将行政处罚分为一般行政处罚和劳教处罚两种,就变成四种处罚制度了.     

“后劳教时代”谁主沉浮

三问后劳教时代我国的劳教制度长期以来作为一种社会管制手段,是处于司法程序之外政府单方面可以行使的威慑力和效率都非常高的行政行为.在现阶段,劳教是指对有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条件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劳教制度存在的时间之久折射出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一元主体和社会运作行政化的价值色彩,也折射出强化管制的社会理念.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褚宸舸在《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及其蝴蝶效应》一文中指出:停止劳教既是法律决策也是政治抉择,是社会管理领域的大胆创新,反映了政治家的法治思维及其对公民社会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