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五味子栽培新技术

五味子。又名北五味子、辽五味、山花椒、南五味子等。南五味子多产于四川。野生五味子生长在杂木林、山谷或溪流两岸的乔木或灌木丛中。近年来，随着山区综合开发步伐的加快。野生五味子数量逐渐减少。各地亦开始人工栽培。用扦插或压条无性繁殖方法，成活率较有性繁殖法低。因此，人工栽培五味子主要采用种子繁殖、育苗移栽方法。其技术要点是：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西晋十六国时期敕勒、月氏胡、粟特在西北的活动

西晋十六国时期，除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胡”外，这时在西北地区（今陕、甘、宁、青）还生活着其他一些少数族类，他们散见于史籍零星的记载中。这些少数族虽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更没有力量称雄一方，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地区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原人口逃入匈奴及其受到信任使用

匈奴社会的管理比中原地区宽松,无以为生的中原贫民、留没匈奴之中原将士的亲属以及边民、奴婢等甘愿冒极大风险逃亡出塞,为的是去谋求生存.虽有障塞哨卡甚至腰斩酷刑却仍禁而不止.至西汉末年,汉廷所设四条恰从反面证明,时从中原北入匈奴谋求生存者已形成潮流.留居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一部分自愿参加了匈奴军队对汉军作战,还有中原人把穿井筑城治楼藏谷技术,以及计课人众畜物的疏记方法等带到匈奴地区.张骞、苏武、李陵等留居匈奴期间都曾娶胡妇建立家庭.李广利之死与殉葬无关.匈奴地区的中原人有人身自由.     

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

本文试从民族心理学视角出发,阐释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先秦至秦汉时期,是汉匈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汉匈分别在生态—经济方式、政权体系、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不同的体系,并随着双方战争、互市、和亲等交往的深入促成了汉匈民族意识的最终形成。民族意识形成之后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在西汉后期开始,匈奴的经济方式、政治实体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受到汉文化的深层次影响,民族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汉民族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随着民族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变迁。     

轮椅上的爱

在湘西北的慈利县，有一个体重只有80多斤、身患多种慢性疾病的土家女人，当丈夫婚前的承诺化为泡影的时候,她用瘦弱的身体支撑着更加沉重的承诺。她31年如一日，含辛茹苦，将爱的内涵无限的充实，将情的意义诠释的淋漓尽致。悠悠的轮椅可以作证，是它陪伴着他们走过一程又一程的坎坷人生路。 因公受伤 丈夫成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　　1965年初春的一天，山茶花刚绽开花蕾之时，汉族青年朱周文与土家姑娘覃文元幸福地结合了。特殊的时代赋予了他们婚姻豪迈的时代气息。婚后第三天夫妻俩就各奔东西，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覃文元是县邮电局的话…     

试论洪大容的实学思想

朝鲜李朝后期的“北学派”肇始于洪大容,他的实学思想具有开创意义,尤其在宇宙自然观方面,为“北学派”实学奠定了宇宙自然观、世界观的基础。他的“实心实学”也受到当代韩、日两国实学界的关注。在“北学派”实学家中,洪大容最先到了中国,考察了京、热、冀、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情、风土文物,最早提出了北学中国的主张,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和开风气的作用。     

开发红色资源 发展红色旅游

<正>邵阳:红色旅游与自然资源结合推出何道平邵阳市民政局2008年,经湖南省政府批准,邵阳市城步、绥宁、洞口、新宁、隆回、新邵县被认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加上1994年省政府批准认定的武冈市和邵阳县,迄今邵阳除市辖三区和邵东县外,均为革命老根据地。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