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圣走向世俗——《红字》与《整个月都是礼拜天》的互文性阅读

厄普代克以霍桑的经典名著《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为原型塑造了《整个月都是礼拜天》中的男主人公马斯菲尔德,并将人物的生活背景现代化,使作品的意味更为独特。通过对两部作品的比较分析,发现厄普代克试图通过马斯菲尔德的种种言行来嘲讽和颠覆丁梅斯代尔的虔诚教徒形象,以此启发读者对《红字》中的既定结论进行重新思考,同时展示了当代美国的文化形态。     

北宋诗人使用杜诗典故论略

在宋代崇杜、学杜的背景下,北宋诗人作诗喜用杜诗典故。北宋初期的王禹偁是最早较多使用杜诗典故的诗人。北宋中期的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部分诗人都大量使用杜诗典故,苏轼是北宋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江西诗派也普遍喜用杜诗典故,江西诗派中使用杜诗典故最多的诗人是黄庭坚。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统一性问题的生存论解释

在试图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四种含义加以统一的过程中,海德格尔逐渐认识到,或许只有“真理”意义上的存在（是）才是“存在（是）”的基本含义。而这也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中,海德格尔对真理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的原因。这种关注使真理、“实际生命”（此在）、存在者自身的显现（即存在者之存在）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及其逻各斯具有不同于世界上的现成之物的存在方式,它是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存在者的存在起显示或揭示作用的存在者。这就是说,如果“存在”有某种统一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就在于“存在者的存在在此在中并通过此在的明察显现”,换言之,不同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统一性在于它们都是在此在的生存着的理解中显示它们的存在的。     

水落石出

此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苏轼,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他学识渊博,生性豪放,为官一生屡遭贬谪,在他被贬至黄州时,曾两次赴黄州城外的赤壁游览,写下了两篇传世佳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水落石出”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和山石的一句。     

论北宋初期经学的因变

北宋初期的经学,以因循前代经学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孕育着新变的思潮。北宋初期的经学大师邢昺,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开启式人物,其思想呈现出因循与新变的二重色调。邢昺之后,义理之学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成为宋代理学的先行者。     

两宋城市化进程与说唱音乐的繁荣

两宋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市民阶层规模不断壮大,城市工商业繁荣,出现了大批独立的商业化游艺场所——瓦舍(又称瓦子)。众多说唱艺人汇集于此,互相交流、观摩,极大地推动了说唱音乐的向前发展,使说唱音乐真正走向成熟。     

北宋讲武礼初探

在中国历史上,讲武礼是一项古老的传统礼仪制度。先秦时代,讲武礼已是天子、国君检阅军队与昭显国力的重要手段。至宋代,讲武礼最初依然发挥着炫耀国威、激励军功的作用,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北宋"崇文抑武"国策的不断推行,军事与武力因素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受到压制,国家的尚武精神日渐消退,讲武礼遂走向形式化和边缘化。讲武礼在宋神宗朝纵然有过短暂的复兴与变化,表达了当政者的强国、强军意愿,但最终因朝政的紊乱而在王朝的礼制和政治中完全消失。     

预期构式“都NP了”的再解读——兼谈反预期与超预期的不同

构式“都NP了”可以表达两种构式语义：反预期与超预期。出现这种双重解读的原因主要是学者们对“反预期”的理解不同,大多学者认为“反预期”即“超预期”,但从某种程度来说,二者具有质的不同。以“合预期”为界,“反预期”是未达到说话人的心理预期,“超预期”是超过说话人的心理预期,文章通过对预期构式“都NP了”的再解读,进一步讨论反预期与超预期的不同以及分立二者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