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跨境数据流动治理问题研究CSSCI

学界关于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研究大多聚焦欧盟和美国,而关于日本的相关研究还没有实现专门化和细分化,且主要存在三方面的不足:政策演进研究不够系统,内在动机研究不够深入,规则研究不够专业。从演进特征看,日本政策推进起步晚但效率高;政策方向沿着国内立法及修法—双多边国际协议—推广全球理念与规则的路线进行。对于未来跨境数据流动全球规则的形成来说,日本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强化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是日本对冲经济衰退风险、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其制造业竞争能力的内在需求。从战略层面看,日本加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根本上还是为提高网络空间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秩序主导权,抢抓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话语权。中日在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上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应该从现有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合作机制中选择和借鉴合作模式,同时也可以根据中日各自的国情探讨新的合作模式。     

新媒体时代网络新闻污染及其多中心协同治理研究

网络传播的特性使网络新闻比传统新闻报道更容易产生新闻污染。网络新闻作者由于"受众观"上的错位,为抢占新闻受众,提升点击率,使得网络新闻过度娱乐化,虚假新闻迭出,严重污染了网络新闻环境,弱化了网络新闻的正导向功能。因此,要对网络新闻污染实施多中心协同治理,平衡公共权力治理与网络新闻自治,营造良好的网络新闻环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下民族地区文化治理探论

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以有效的文化治理作为支撑。文化路径视阈下的文化治理,将文化作为社会治理的方式、路径与载体,发挥其在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积极推动作用;文化目标视阈下的文化治理,通过文化要素的优化、组合、协同等治理环节,达到一种较为理想的文化状态,进而推动实现文化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阈下民族地区的文化治理路径体系需从两个层面进行优化:其一,思想层面而言,需要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先行先试、推动改革创新;其二,实践层面而言,需要完善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政策法规,创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民族地区文化市场体系,科学整合运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     

明清以来的市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因缘

本文致力于厘清关于市镇研究的理论传统,对明清以来市镇的演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进行考察。从经济层面看,市镇是连接地方性市场和世界体系的节点,并越来越具有超层级、跨区域和金融化的特点;从社会层面看,市镇是有层级、有组织的,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从政治层面看,它是地方自治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着力点。在社会结构中的中间性质是市镇的本质特征。社会学对于市镇的研究必须将其看作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事实,在对生命体验、生活智慧、伦理道德、乡风民俗等民情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的前提下,考察其与具体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     

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对策研究

乡村自治的关键在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要通过加强乡村基层基础工作,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健全法治、自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就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乡村治理中实现法治,保证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在乡村治理中融入德治,发挥道德规范、引领、约束的内在作用。     

打造社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思考——以烟台市的实践为例

结合烟台市近年来社区社会治理取得的成效,发现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社区共享意识有待于提升,社区共建体制有待完善,居民参与共治的意识有待增强等问题。建议从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多元互动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平台,探索"参与式"治理模式、促进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的良性运行,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社区认同系统四方面着手打造社区社会治理新格局。     

中东剧变以来突尼斯国家治理改革及其困境

中东剧变之后,突尼斯尝试国家治理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变。自2011年至2021年,突尼斯总统制转变为半总统制,议会地位上升,总理总揽政府工作,议会设置专门委员会予以指导。地方分权改革也取得重大进展,市镇议会选举成功举行。但是,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半总统制运行不畅,议会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宪政体制没有落到实处,各个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地方分权改革陷入混乱。虽然外界评价正面积极,但实际运作弊端丛生。2021年7月25日,凯斯·赛义德总统采取非常规方式治国,使突尼斯陷入新的政治危机。突尼斯政治危机表明,一味照搬西方国家治理改革药方,不能解决突尼斯社会经济发展难题。国家治理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也需要兼顾两者,探索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