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发展对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共享经济是随着互联网时代兴起的一种现代经济形态。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共享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绩效,逐渐成为世界共享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共享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互联网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对社会治理带来诸多挑战。有效规避共享经济发展存在的治理困境,搭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引导共享经济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当今政府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政府要解放思想,有效发挥作用,加快立法工作,构筑跨部门服务于监管平台,加强企业内部治理和行业自律,探索社会诚信联动惩戒机制的建立。     

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模式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至关重要,已成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实看,区域环境恶化已经引起各国的共同关注,关系到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因此,环境改善迫在眉睫。从长期看,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环境外交政策侧重点不同以及缺乏有效合作机制等诸多因素使得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具有艰巨性。从未来发展走势看,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又具有可行性,以中日两国环境合作为例,利用"囚徒困境"模型进行分析即可得出中日环境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这一结论具有代表性。环境合作的具体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即从功能合作到制度合作、从双边到多边环境合作平台的机能整合;通过制度的安排与设立,以及利用国际环境制度来促进东北亚区域环境合作向纵深发展。     

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大批社会经济体蕴育而生,社会分工带来效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诉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叠加,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集中突显。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法治化视角,梳理基层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基层矛盾化解的当下情境及瓶颈制约,进一步涵养法治文化,完善多元化解协同治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对于规避社会风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使一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所隐含的强权政治逻辑,与现代技术、资本发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间产生冲突,从而使得世界出现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问题。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化中的最大变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对人类历史上不同种类共同体的研究和阐释,为我们重新审视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提供了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与西方近代共同体建构局限于国家维度不同的是,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对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思考,其实施路径多种多样,最为突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落实,不断推进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形成。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

不断兴起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突出的社会问题,平台情境下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与异化行为频频出现,亟需进行有效治理。本文针对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现有研究的不足,从平台型企业"作为独立运营主体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3个层次,结合担责的"底线要求"、"合理期望"和"贡献优势"3个层级,系统界定了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点对点的原子式社会责任治理、传导式的线性化社会责任治理、联动型的集群式社会责任治理等传统社会责任治理范式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它们在平台情境下容易出现治理的错位与失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契合于平台情境的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新范式,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内生型、整体性与可持续的全过程治理范式,核心是分层次治理与跨层次治理,个体、情境和系统的全景式治理,以及跨生态位互治与网络化共治。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主要生态位的6项社会责任自组织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之间的两项责任共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