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杂史"、"传记"——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

以传统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为例,将"小说"放置在整个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中,全面系统地梳理分析了"小说"与"杂史"、"传记"之问的种种联系和区分,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叙事类作品多方面的文类规定性.     

对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几个权利的分析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已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所普遍确立。然而,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本文运用分析比较法,主要借鉴法国、瑞士、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有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特点,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基地使用权和部分产权两个方面作以分析探讨,提出一些具体立法建议,以便有益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     

论劳动者忠实义务的内涵——基于法律适用的研究视角

理解劳动者的忠实义务应当从法律适用中来挖掘其本意。基于身份要素与债的要素共性的判断,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劳动者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效力基础和正当性的基础构成其法律适用的来源。探求劳动者忠实义务的法律适用,需要在归纳总结法律裁判的基础上对忠实义务的内容进行类型化区分。据此,忠实义务的适用规则是劳资关系利益衡量的过程,其判断包括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原则,具体体现为:法律解释和推理的依据;劳动者行为正当性的道德论证;劳动者忠实义务对倾斜保护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对忠实义务的限制。     

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

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中重要的象征区分在古典小说、戏剧、批评话语和通俗剧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这些象征区分和表述在社会主体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对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中观影主体的文本建构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系列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文本中的空间置换、价值和意义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谢晋新时期通俗剧叙事与中国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和特定时代政治化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谢晋对以阴阳、虚实、二元对立结构为特点的中国叙事范式的运用,他对敏感的政治话题和个人政治身份问题的通俗剧式的表述和他运用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对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这种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在两种主导性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基于伦理政治的复杂而又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符码不仅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与主导性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协商提供语义参照系和叙事表意模式,而且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构建新型观影主体方面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论区分假借和通假的必要性

假借和通假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第一 ,假借是汉字发展的重要阶段 ,通假则是一种不规范的用字现象 ;第二 ,假借字和通假字产生的原因不同 ;第三 ,假借字的本字和通假字的本字不是同一范畴 ;第四 ,假借字与本字和通假字与本字的关系不同 ;第五 ,阅读古籍过程中 ,假借字不会造成障碍 ,通假字则会造成极大障碍。因此 ,我们必须明确假借和通假所指的内涵和外延 ,区分二者     

我国共犯模式的合理选择——以区分制和单一制的价值评判为视角

以限缩正犯概念为基础建构的区分制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以扩张正犯概念为理论基础的单一制却更好地贯彻了规范主义的立场和责任原则、罪刑均衡原则。我国古代的共犯立法既缺乏罪刑法定的理念,也缺乏罪责刑个别化的理念,现有的共犯模式确立之时也没有基于维护构成要件定型性、贯彻罪刑法定的考量。从我国共犯的历史传统、共犯确立的立法进程考察,及从现行共犯模式的立法规范特征分析,主张我国共犯模式归属于区分制的观点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相反却具有单一制的某些特征。因为单一制可以兼顾罪刑法定和罪责均衡,而区分制为实现追求罪责均衡的努力不但带来理论体系内部的复杂和矛盾,而且已然偏离了罪刑法定,所以我国共犯模式应采用单一制。     

矿业权民事立法浅论

长期以来 ,我国立法对矿业权法律关系重行政管理、轻民事调整 ,矿业权的物权法地位没有确立 ,相关民事规则严重欠缺 ,不能实现依市场方式配置矿业资源的目标。本文从物权立法角度 ,分析目前我国矿业权法律运作的问题 ,提出立法应建立矿产资源──财产法律体系 ,对矿业权法律调整模式、物权规范、矿业权与土地权利的冲突协调进行了初步的法律设计     

德日等国违法合同效力认定及其借鉴意义

讨论了大陆法系国家及其他主要国家与我国违法合同效力认定制度的相应内容和评价方法的不同 ,并提出了新的违法合同效力认定方法。     

论合同法上的任意性规范

本文论述了合同法任意性规范的类型区分、任意性规范的识别、任意性规范的适用、现行合同法中任意性规范的缺陷     

我国公司法律形态改革的“三化”命题

公司形态立法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约束和规制,而在于引导和促进,亦即为参与者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提供组织形式方面的指导和激励。作为规范公司组织和交易的"第一道门槛",公司形态立法应当慎用强制性规范,且遵循差别对待的要求。考虑到公司形态法定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个体理性的局限性而存在,公司形态的立法应当秉持一种提供范本的思路,旨在指导相同或相似形态的公司步入正规化运营。实践表明,在区分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公司形态经历了一场从"责任区分"到"结构区分"的洗礼式演变。未来公司法律形态的区分将侧重于公司内部权力机关、经营管理机关、监督机关等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判别,通过对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公司设置不同的组织结构规则来实现科学合理的分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