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构成及性质,确立了对外劳务合作的市场准入制度及劳务人员在我国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基本界定了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的内容,但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下三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模糊,服务合同的性质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规定有失公允,一些管理性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效果大大减损等问题。应在《劳动合同法》《合同法》中增加有关对外劳务合作的内容,公平划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与劳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加速与主要劳务输入国劳务合作条约的建立,并把劳务人员权益的保障作为对外劳务合作法律关系调整的主旨。     

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

医患纠纷"多发"源于现在医疗模式的转变。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我国的情况尤其严重。显然,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正确认识"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既有利于澄清"医患纠纷的解决取决于医疗体制转变"观点的偏颇,避免制度的盲目转变,又有利于以民众需求为视角,设计出民众所接受的纠纷解决途径,有效地抑制纠纷的激化。     

当前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都进一步加大了调解力度,用调解方式化解了大量的矛盾纠纷,调解率逐年提高.但在开展诉讼调解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高校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我国现存法律将高校法律地位主要定位为民事主体,这一界定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笔者认为,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其身份是行政主体,与学生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在行使民事权利时其身份是民事主体,与学生形成民事法律关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其纠纷解决机制不同。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社会学视角下的大学生暴力行为来源与治理

面对大学生暴力,日常追问最多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心理素质、道德水平与人格修养,以及学校的安全教育与管理责任,然而由此建立的暴力治理技术依然是手足无措.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大学生暴力的治理技术与面向及其来源.实际情况表明,纠纷是大学生暴力的直接动因,抑止和治理暴力的最优方案是纠纷的及时救济,如若仓促地处理当事人或者对事件不管不问,则会埋下更大的暴力隐患.另外,要对"钉子户"进行另类治理,因为过于宏大的素质教育与安全管理对其无效.     

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以涉农群体性纠纷类型化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变动不居的涉农政策常常与滞后的法律相冲突,这不仅加剧了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复杂性,也使得纠纷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形态,通常可分为政策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法律规范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以及政策规范与法律规范交汇处理型涉农群体性纠纷。通过对每一种类型选取的实例分析表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对涉农群体性纠纷的前提条件是解决纠纷的规范必须明确、具体。只有这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介入具体的纠纷才可能发挥效用。     

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法律思考

姓名权是自然人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由于行为能力的限制,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决定权和变更权让渡给其监护人行使。但由于监护人意志的冲突,实务中经常发生各式各样的子女姓名纠纷,而现行法对这一问题的涉及则明显不足。为此,针对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特殊性、实务中常见的子女姓名纠纷、现行法对该问题的规定等方面试作探讨,以引出处理此类纠纷的法律原则,并尝试提出些许建议。     

论金融消费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突显,如何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灵活多元的救济途径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对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处理机制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许多有益经验,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消费者纠纷处理机制单一,缺乏灵活性和实效性。在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借鉴他国经验,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基础价值,建立统一的金融纠纷处理中心,整合现有的资源,制定严格和完善的纠纷解决程序,实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监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