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有自助透析的自由

自助透析是没有医疗保障的尿毒症患者在自我医疗的医疗风险与财力耗尽近乎死亡的风险之间作出的无奈抉择。自助透析有一个极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即透析者出于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而对透析同伴健康的重视。因此,自助透析是“低风险高收益”的救命之策。行政机关取缔自助透析法律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在尿毒症患者无力承担医院昂贵的透析费用这一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匆忙取缔自助透析是对公民健康权的不尊重,剥夺了公民自我医疗的自由、选择承担医疗风险的自由,而且取缔也可能只会使自助透析完全转入地下状态,尿毒症患者们的生存状态将更加恶化。     

医患纠纷“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

医患纠纷"多发"源于现在医疗模式的转变。纠纷的"多发"属于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医患纠纷的"激化"原因在于纠纷解决的路径不畅,属于特殊现象,我国的情况尤其严重。显然,单纯依赖医疗体制转变来解决纠纷的"多发"与"激化"的观点,既过于笼统,又有些不切实际。正确认识"多发"与"激化"的原因二元论,既有利于澄清"医患纠纷的解决取决于医疗体制转变"观点的偏颇,避免制度的盲目转变,又有利于以民众需求为视角,设计出民众所接受的纠纷解决途径,有效地抑制纠纷的激化。     

邓小平与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文艺、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各部门整顿的复杂性、方式方法的特殊性以及结果的差异性。1975年文化领域的整顿是科技、文化、教育部门拨乱反正的先声,:勾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思想形成提供了借鉴和一定的理论渊源。     

城市居民 你离“小病到社区”有多远

从“医院”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牌子变了,职能也增多了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下子还不习惯自己家附近的区级医院更名为“某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来区级医院门诊室改为“某某社区卫生服务站”。随意在街上走一走,人们都会发现区一级医院少了,社区卫生服务     

如何让“新农合”更好地保障农村贫困群体

通过对抽样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了“新农合”的参合状况。认为农民在参合过程中不存在“逆淘汰”问题。年纪越轻、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身体越健康的群体,参加“新农合”的发生比也越高。但收入较低的贫困群体,却存在被住院费所屏蔽的风险。如何使“新农合”更好地保障农村贫困群体的健康,是未来政策改进中需要重点加强的问题。为此所提出的政策性建议,可以与学界和政府有关部门共享。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仍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为支点,在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与法律之间搭建桥梁,并通过主体行动实践在这几者要素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并试图对社会行动理论做更深入的诠释和研究。     

医疗技术管理的伦理建制

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道德风险,产生许多负面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医疗技术的科技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应该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的伦理评估制度,恢复医疗技术活动的人文关怀,加强医疗技术人员的责任伦理建设,建立和完善医疗技术的临床准入制度。     

择医而治:《抑斋自述》所反映的医患关系

王锡彤自60岁后,几乎无日不在病中,到72岁病逝,先后有20余位医生为他治疗,疗程大致经历了中西医杂投、中医专治和中西医联袂而治三个阶段。治疗期间,王锡彤及其家人不管对中医还是西医都或明或暗地进行了干预,而在医家、病家之间,谁对病人负责却很难加以区分。这反映了民国时期复杂的医患关系。     

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

适应能力对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要,因为人类社会必须应对种种复杂局面、未知环境、不确定性、价值和利益冲突;而所有人,包括决策者、政策研究者和专家都只具备有限理性。适应能力的基础是学习。依据学习的推动者(决策者或政策倡导者)和学习源(实践或实验)两个向度可区分出四类学习模式。通过考察中国农村医疗融资体制过去60年的演变历史,发现我们的决策者和政策倡导者能够利用各种形式的实践和实验进行学习和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此间高适应体制的中国模式逐渐成型,其活力来源于从不相信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