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嫌隙与联系——以华北事变为中心的研究

宋哲元一直被认为是在华北事变中一个颇为活跃的角色。细看宋哲元在华北的一系列活动,其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扮演着催化剂和推动剂的作用。文章以华北事变中具体的时间段为轴,对这一时期的蒋宋关系进行分阶段梳理和分析。这对理解抗战前夕华北形势的变化、宋哲元的对日动作、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抗争与纯情——兼论《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

上海沦陷区女性文学呈现出特殊的纯情与日常叙事,作家抛开国家宏大叙事,在硝烟之外慢慢道来爱情的纯真、心灵的执著、情感的坚守。《上海沦陷区女作家服饰书写研究》从服饰的角度切入,结合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进行边缘断代研究,深入到了作家与作品的灵魂深处进行揭示,将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研究引向深入和细化。     

毛主席叫她李冰特洛夫——记“大特务”李克农之女李冰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党隐蔽战线的领导人李克农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高兴地在杨家岭请李克农一家吃饭。看得出,毛主席很喜欢李克农的孩子们。他微笑着问李克农的小女儿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吗?”李冰摇摇头。毛主席神秘地告诉她:“你爸爸是个大特务!”李冰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这时,毛主席开怀大笑:“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父亲的旧怀表排解孤独陪伴她1937年4月中旬的一天,爷爷突然差人去弋矶山医院把正在那里读护校的李冰叫回家。原来是她的父亲李克农回来了!自从1927年4月,父亲被国民党…     

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构成辨析——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

我们对开明士绅(绅士)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一个误区：谈开明士绅，只知道几个著名开明士绅，而忘记了毛泽东所说的开明士绅是“中小地主出身”和“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忽略了广大的有抗日要求的中小地主，即普通的开明士绅；谈开明士绅的定义，又将其绝对化。看不到一些在当地小有名望的退职的旧官僚和教育界人士也可归入这一阶层。属于著名开明士绅的行列。开明士绅应包括开明的中小地主和士绅才是全面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全面地认识这一群体。     

毁誉浮沉六十载--苏青研究述评

苏青 ,从四十年代的“文学明星” ,到五六十年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再到九十年代中国学界出现的“苏青热” ,其间的毁誉浮沉耐人寻味。对这一过程进行梳理 ,既是对苏青研究史的反思 ,也是对那个真实苏青的追寻     

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

本文对三世纪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 ,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 ,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 ,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 ,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 ;但与晚近时代相比 ,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 ,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 ,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 ,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秧歌与政治动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为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对华北根据地的秧歌进行了改造,并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积极推广,收到了较好的动员效果.改造后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娱乐,而是农民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这种新变化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有利地促进了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     

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与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确保其军需民用资源,供应其本国、伪满及在华纺织业所需原料,特别重视华北的棉花生产与运销,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不仅设立了专门的棉产指导奖励机构——华北棉产改进会,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增加棉花生产,而且注意调整棉花政策,以吸引农民种棉。但是,日军的入侵,日伪的暴政,严重破坏了华北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此,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远没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水平。由于日伪对棉花实施输出许可制,由日军控制下的华北棉花协会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使七七事变前建立起来的棉花市场流通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多省份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的地位几乎丧失;上市棉花运输手段的变化,使得除山西省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集散中心;许多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一些经济机能丧失,而纷纷破产。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沦陷区文学中语言殖民与抵抗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自我确认的最重要的基础与标志之一.日伪为更好地推广殖民政策,削弱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沦陷区实行日语殖民教育.异族的统治令沦陷区作家强烈地体会到民族语言是精神的原乡,他们在沦陷语境中坚持汉语写作,保存民族意识,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     

建国初期华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后，在革命余波和社会改造大潮的冲击下，华北农村传统家庭关系模式发生了缓慢而广泛的变迁。妇女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权，普遍提高了家庭地位，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地位趋于弱化，传统家庭关系开始向现代家庭关系过渡。虽然这种变迁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彻底性，但它为以后妇女家庭地位、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