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沦陷区小品文杂志及其写作——以《古今》为个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曾一度受阻,在沦陷区,当小品文杂志及小品文写作再现生机之时,虽然承续了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刊物的余脉,却不可避免地浸染了沦陷之后国民身份分裂所带来的特殊气质,因而形成了40年代特殊的小品文写作,映照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微妙而复杂的文人心态。     

特殊年代的感动

我出生于地主家庭,1952年毕业于华北大学工学院俄专,1962年调到郑州当中学俄语教师。1966年"文革"中,我被戴上"地主阶级的贤孙、苏修特务"的帽子,赶到"牛棚"里不准回家,要接受"脱胎换     

近代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迁移 ———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

文章以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为个案,对建国前华北乡村人口的流动与迁移机制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建国前该村人口流动迁移以到东北务工经商为特色,对村落经济、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村落人口的流动迁移既受外部政治环境、乡村土地制度的制约,又受村落本身生态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以及移民文化等的影响。对该村的个案剖析可以看到近代华北乡村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一般机制,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华北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时代特征。     

华北区——北京

皇家园林—香山，石经山，上方山。[编者按]     

华北沦陷区新民会的奴化宣传

日伪汉奸组织新民会在华北沦陷区进行了长达八年的奴化宣传，其宣传目的和内容为适应日本的侵华战略需要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战力增强、激励民众决战意识、反共、协力治安强化运动等宣传中都有“尚佳”表演。并且在强化宣传机构、宣传手段、时间地点、策略的选择上费尽心机，但实际效果是有限的。     

历史与文化视域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启示

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下简称<文化、权力与国家>)研究方法之特色,认为该论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方法论启示意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凝缩启发研究者在当前乡村社会研究中去重视分析性概念的提炼,并以这些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与设计实证研究方案;文化视角的选取很好地弥补了国家-社会研究架构的不足,使我们对乡村权力各参与因素、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能较充分地把握;历史脉络的梳理和铺垫,使我们意识到只有弄清现实问题的历史渊源与前提,才能确定合理的问题研究取向.杜赞奇在本书中综合多种研究传统,使用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表现了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在乡村社会研究领域的广阔前景.     

"安永卓越会计奖学金"资助大学生深造

2008年5月15,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安永)在北京、上海、广州及香港同时举办了第一届"安永卓越会计奖学金"的颁奖仪式,表彰并授予来自全国10所名校的4位品学兼优的大二学生.得奖学生所在院校的系主任与安永所在华北、华中、华南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合伙人分别出席了颁奖仪式.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40年代大陆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大陆沦陷区的乡土小说虽立足于表达"与现代民族主义有深厚关系的政治性乡愁",客观上却倾向于呈现传统文化的诗意,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并因此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表明,对曾长期浸染在封建文化传统中的中国而言,文化认同是双刃剑,它既能标明区别于"他者"的身份,也极易引向民族自恋的审美倾向中去,弱化对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因素的审思.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不明显,一方面作家们并没有能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理性;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排斥,留恋于乡村文化中.     

SA8000登陆中国

SA8000标准宗旨是"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旨在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     

七&#183;七事变后华北日军与伪军关系的变化

本文主要论述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由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及百团大战以后,华北日军对伪军由不重视、比较重视到真正重视的发展过程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