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

抗战初期 (1931年 9月～ 1937年 7月 ) ,中国红十字会对淞沪之战、长城抗战、绥远战役进行救护 ,成效可观。三次救援行动 ,实际上是中国红十字会全面抗战救护的预演。通过战事救护的锻炼 ,提高了红十字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也使红十字会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于是完善自我 ,强化自身建设 ,提到了红十字会的议事日程。     

颜神镇何以设县:明清华北山区社会的政治选择与地域认同

在以往围绕“山地史视角”展开的讨论中，研究者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地理位置属于国家版图“边缘”的边疆地区，而本文着重关注以华北山区为主的腹心地区的“边缘”社会，重新审视族群性话语的适用性以及明清时期国家形成路径的区域差异。明代至清前期位于山东中部山区的颜神镇属于帝国腹心地区的“边缘”，它最终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为博山县，这一过程横跨明清两代200余年。颜神镇的个案说明，腹心地区“边缘”社会的国家化进程不仅是山区人文化身份改变以及新的地域认同形成的结果，也是他们在国家体系下主动的制度创造和政治选择。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华北抗日根据地救治灾荒的措施

1937—1945年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不仅遭遇到多种自然灾害的频繁侵袭,而且遭遇了日伪军残酷的军事"扫荡"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采取标本兼治的救治措施:一方面拨粮拨款赈济灾民,广泛开展以节约、互助为核心的社会救济运动;另一方面,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工副业等,最终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天灾敌祸,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麻雀战

麻雀战是一种典型的游击战战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面对日军的武器优势，根据地军民充分运用麻雀战以阻滞、袭扰和恐吓日军，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游击战争在敌后抗战中具有的战略属性和抗日根据地阻滞袭扰日军、打击日军小股部队的现实需求，是麻雀战在根据地广泛出现的主要原因。麻雀战通过分散武装不断消耗日军，以多点出击的方式迟滞日军，以军民联合作战的方式恐吓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抗日武装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了常态化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根据地多种类型的武装实现了有效协同，这些因素为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麻雀战准备了基本条件，促进了麻雀战的广泛开展。麻雀战是人民之战、群众之战，具有保护根据地、捍卫群众利益、鼓舞民心、动员民众的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