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院组织在华北地区的慈善活动述论

民国时期,道院组织在华北慈善领域非常活跃,机构数量多、成员众,为开展慈善事业提供了保证;除了宣扬道慈并修的思想外,道院还积极参与赈灾、济贫、教育、战场救护以及国际援助等活动;但在救济的过程中,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也不时地表现出来。     

试述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中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

20世纪前期的华北乡村，由于市场的不完备以及政府职业的不完善，在乡村习惯法中，中人的角色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村庄习俗中，原则上乡村各个阶层的成员均可担当中人，而有乡村秩序运行的具体场景中，中人集中于社区领袖与“能力型”人才两大阶层。但是，二者担任中人的动机与效果有所不同。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近现代华北慈善事业历史贡献探讨

民国前期,随着华北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民间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慈善机构来看,数量明显增加,承担起了慈善救济的重任,慈善组织间联合行动的次数增加,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社会资源动员手段进步,其中报纸等新闻媒体主动报道慈善事业,商界和学生等群体积极参与;慈善救济也不再是恩惠与施舍,而是契合了民族复兴和发展生产等时代要求,故行动领域侧重于普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灾害预防等.     

铁路运营管理机构与城镇形态的演变——以1905～1937年间的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为例

在铁路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内,铁路与城市形态演变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已有成果大都陷入铁路与城市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充这一分析框架的窠臼,鲜有突破。本文试图以1905～1937年间华北铁路沿线城镇为考察对象,通过考察铁路运营管理机构对近代城镇形态演变的影响,为深化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论东北沦陷区的“抗日文学”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没有必要将是否具有"反抗性"作为判断沦陷区文学的唯一标准,相对于以往将许多产生于沦陷区的作品都归入"抗日文学"范畴的做法,这是一种认识的进步,但也容易走入另一个极端,即根本否认在沦陷区会有产生"抗日文学"的可能性,这就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以东北沦陷区为例,通过分析李文光、金剑啸、梁山丁等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它们不但的的确确流露出了抗日爱国的意识,而且有时还表现得相当直露。这些作品理应被归入"抗日文学"范畴。若将东北沦陷区的抗日文学与国统区、解放区的抗日文学相比较,会发现它在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都颇有独到之处。     

妇救会与中共婚姻变革的实践——以华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各根据地相继建立妇女群众组织"妇救会",广大妇女在妇救会带领下逐渐摆脱封建束缚并走上革命道路。妇救会运用各种方法宣传新婚姻观、调解家庭纠纷,切实深入到妇女群众中,为将妇女从旧式婚姻中解放出来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局限性以及妇救会干部自身素质等因素,妇救会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工作方式,影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充分开展。     

沦陷背景下的女性言说——以张爱玲为中心

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创作虽然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关怀,但疏离政治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其言说的主要内容。张爱玲等沦陷区女性作家的言说道出了民族危亡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现世安稳的渴望,以及对家庭和民族的皈依感。由于沦陷区文学中民族叙事声音的低落与男性宏大写作姿态的不振,沦陷区女性写作的兴起与沦陷区特殊语境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联。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历史意识

沦陷区文学中大量历史题材作品的存在彰显出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历史记忆。沦陷区历史题材作品不仅反映出沦陷区作家的情感倾向,也或隐或显地表明他们对待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为沦陷区人们提供了民族想象空间,更因言说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寓言式的丰富含义。通过历史记忆书写,沦陷区文学不仅延续且不断地深化、强化了沦陷区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