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律与唐律“谋杀”比较研究

秦汉律中,关于谋杀定罪量刑的记载多附属于贼杀、盗杀等罪名,根据目前所见文献,秦汉律中的谋杀均为共同犯罪,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未杀与已杀两个阶段.唐律中,谋杀是独立且内部结构非常庞杂的罪名,既可以是共同犯罪又可以是单独犯罪,但由共同犯罪构成的谋杀是唐律中谋杀的典型形态,唐律中的谋杀包括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谋杀是贼杀、盗杀等法律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派生的产物,秦、汉时期是谋杀这一概念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现有材料,唐律中的谋杀在含义、定罪量刑、犯罪形态、行为阶段等方面较之秦汉律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从中仍能明显地看到沿袭秦汉律的痕迹.     

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

秦汉时期,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体制之需,迅速而大量地培养出办理官、民事庶务的吏员,便成为政府急切之要务。因之,此时学吏、训吏之风亦随之大盛。学吏、训吏必有教材,而且政府还统编过训吏教材。秦汉学吏教材的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民间庶务应酬知识等4种。睡虎地出土简书10种,除文字极简略而量少的《编年记》之外,其他9种全部切关吏事,乃是研习吏事比较完备的教材。     

再论秦汉律中的"三环"问题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出现了"三环"一词,关于其含义,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实际上,"三环"是对司法机关的要求,即年龄70岁以,上的老人告其子不孝,司法机关必须反复调查案情,然后再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目的是为了预防高龄父母告子不孝时,可能会出现的"告不审"等问题.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世界史上的魏源

欧洲人在15～16世纪开辟世界航线,初次发现了“世界”,这是其他地区的人们没有能够完成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丰功伟绩。业已被证明为圆形的这个地球世界,因中国人魏源于1844年出版《海国图志》,又有了如下的发现: “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地气天时变,即史例亦随世而变,志南洋,实以志西洋也。”     

势成骑虎: 现代国家施政的双曲线

现代国家是一个庞然大物。面对可以吞噬一切的利维坦，一个社会处在驯服它、还是臣服于它的骑虎难下窘境。这样的处境，让国家运行呈现双曲线：控制住国家就得到良好治理的上行线，与无法控制国家而使其施政处于下行线。国家运行的上行线，让国家呈现昂然向上、生机勃勃的状态。国家的这一运行状态，不来自国家的权力意志，而受惠于驯服国家。国家运行的下行线，显现为一条从懒政、庸政、乱政、恶政到暴政颓变的线索，进而导致国家的结构畸形、制度安排不当、公职人员素质低下，并必然使国家运行于令人不满的颓势状态中，呈现在国家间竞争的失败结局上。在治国如骑虎的定势中，要么驯服这只猛兽，要么被其吞噬。因此，如果要让国家运行于上行曲线上，务必率先保证国家权力的皈依伏法。     

虎文化叙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虎文化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虎叙事从先秦至明清,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繁荣期三个阶段,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中。王权一统和秩序建构、抗争意识以及虎信仰与儒家思想共融是虎叙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典表述;对当代虎故事文本的行政分布、族群传承和故事类型的考察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历史的延续性与现实的发展性。虎文化叙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巩固集体记忆、共铸民族品格和强化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指向是对共同祖先的认同和尊崇,以及由国家一统与抗争意识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及道德风尚良好的大同盛世。对虎叙事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思考,将有助于增强各民族价值观念的同一性和共同性,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