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经学思想中的“齐鲁之辨”

学界一般认定,近现代蜀学大师蒙文通一生学术经历“三变”：一变为“古史三系说”,二变为周秦之变与儒法斗争,三变为汉初新儒学。然而鲜有人注意到,蒙文通经学思想中始终有齐鲁之辨的问题意识,分辨齐鲁之学是蒙氏早年学术道路的起点,也是他晚年经学研究的高峰。蒙文通早年研究齐鲁之学,依据廖平以礼制、地域分今古的观点,视鲁学为今文学正宗,视齐学杂采法、墨、阴阳各家,当务之急是“屏除阴阳,而一断于礼”。但晚年蒙文通具备了周秦之变的历史运动观,指出齐学杂采各家,反而体现出儒家是不断发展的学说。对比蒙文通早年与晚年关于齐鲁之辨的不同说法,既有助于学者深入把握蒙氏的学术道路与思想关怀,更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进步性、创新性。     

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

为了辨析刑名之学与名家之关系的基础上法家对刑名之学的批判继承的不同方面,采用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分析对比的方法给以论证。名家分为实用名学和理论名学两部分,对法家发生影响的是前者,而后者则正是法家所坚决排斥的。实用名学中的名实关系、刑名之学对法律条文的规定及其经验教训和孔子的正名学说,都给法家提供了构建社会和制定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词与曲的分与合——以明清之际词坛与《牡丹亭》的关系为例

王士稹在其<花草蒙拾>中,引<牡丹亭>语,以说明词曲之辨.但是,从词与曲的关系来看,词固然影响了曲,而当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对词产生影响.明清之际词坛不少人喜用联章词写士女之情,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明代传奇的影响.在语言上,词曲之间也有互动,<牡丹亭>中的相关语句,就在明清之际词人的笔下大量出现.王士稹本人在对<倚...     

“万里黄河万卷书”系列之一 温公祠解析《辨奸论》

引言黄河中游的山西,由于＂表里山河＂的独特地理环境,＂山河环护＂,保证了古人类生存居住所必备的先提条件。所以,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山西成为炎黄之祖、华夏之根,一个民族的发祥之地。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这套理论曾震惊一时,后来又转归沉寂,其原因值得探索。本文拟对这套理论的产生、成就和局限作出分析,以求能正确理解这套“层累造史” 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崇高地位的确定是冯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冯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因对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和对近代哲学史上认识论方面的"心物(知行)"之辨作了历史总结,从而对近代对中国哲学革命作了历史总结。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