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事迹著作编年》辨误三则

陈植锷先生遗著《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对石介一生求学、仕宦经历、学术交游活动以及诗词文章的写作时间做了详尽挖掘研究,对石介生活时代的政治背景、学术界人物活动皆有阐发。但书中对石介部分作品如《麦熟有感》诗、《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上范思远书》、《上徐州张刑部书》、《上徐州扈谏议书》的写作时间的判定不尽准确,需予以辨析。     

从王弼"言意之辨"解析产品设计语言

"意言之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渗透到美学领域,展现出了东方思维的巧妙和深刻.运用这一理论于产品设计,我们能够超越西方产品语意学把设计的表达与认知割裂开来、只强调"意"与"言"的关系这一局限性,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沟通"意"言"的最重要的"象"的研究,通过研究产品存在的环境、社会、条件这一"语境"和不同生活形态、生活经验、知识背景、个人喜好的个体对未知物品的认知差异,来完善设计历程和产品设计所能表达"共同体"的意识或特性的探讨.而这正是目前设计界在设计能力上最值得提升的部分.     

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的几个问题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之“文之枢纽”的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其意义在于和《宗经》篇构成互补。即既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又肯定文学必须发展变化;既主张以儒家经典为评判后来文学优劣的尺度,又肯定文采之不可少。正是着眼于楚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价值,刘勰给《离骚》以至楚辞极高的评价,并与其文学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     

“华夷之辨”与“守中治边”——论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与实际作用

长城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国家意志的反映。明朝"华夷之辨"思想的变化是明长城修建的内在驱动力;明长城在"守中治边"的方略中发挥其御外制内的功能。明长城具有御外和控内的双向作用,朝廷试图依托长城建立符合王朝理想的统治秩序,因此,明长城在构建华夏族群为核心的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蜀刻《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考论

蜀刻文谠注、王俦补注的《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是现存仅有的较完整的韩集单注本,对于研究宋代蔚然成风的韩集注释的盛况,进而研究宋代版刻的发展及其格局都有重要意义。文注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详赡,而王俦的补注则广泛吸取了宋代众多韩集注本的成果。王俦吸收诸家成果的途径很可能是《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由此,该书的刊刻年代可以进一步准确地予以定位,而该书的流传不广也可以得到解释。     

明代辨体理论的文学史价值

明代李梦阳等复古派诗人的辨体理论,强调文学本身内在机理的辨析,认为诗有"自则",在合道言志等传统文学观之外,探索一条更接近文学本体的路径。其意义不在于以外在的价值体系给文学定位,也不是以文学表现个人性情来反驳道德和功利对文学的束缚,而是在理学之外,关注文学本身,从而将文学从理学的附庸地位上解放出来。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论朱熹辨《书》与其"既疑且信"

朱熹从文气辞制、文体风格、文献传流及文本内容等方面,对<尚书>孔<传>、大小<序>及其文本进行疑辨.其辨<书>具有"既疑且信"的鲜明特点,并突出体现在<大禹谟>问题上,这是由其思想体系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深刻思想背景的疑辨工作,时后世辨伪学及思想史具有重要影响.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