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育共同体的内生性、协同性与生态性

德育共同体的内生性、协同性与生态性具有丰富内涵:内生性蕴含着德育发展规律,立足于德育主体的内在需求,决定了德育共同体的动力生成;协同性的本质在于打破德育系统要素之间的壁垒与障碍,探究德育共同体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维度的系统建构;生态性凸显了德育共同体在环境变化中的传承与变革,并促成其不断形态演化。将德育共同体的内生性、协同性与生态性统一于德育发展进程,既是提升德育实效的客观需要,也有助于建构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立体化育人体系。     

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门限性质检验——兼论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中的美国因素

运用M 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门限性质以及美国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依赖于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即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呈现出不同的协同性水平。另一方面,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隐含了美国作为两地之间经济冲击的传递渠道以及两地共同的外部冲击源的影响。当剥离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后,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较为微弱。因此,促进两地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同,应科学甄别和合理利用美国经济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企业目标与员工目标协同性影响因素调查方法研究

文章系统设计了企业目标与员工目标协同性影响因素的调查方案,从抽样方法、统计分析技术等方面对调查方案进行了可行性分析。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观察、面谈等社会调查方法,归纳整理出企业目标与员工目标协同性影响因素的4个维度24个指标,为研究企业目标及员工目标互动关系以及协同性动态演化规律提供数据基础。     

伙伴关系--企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

伙伴关系成立的原因在于以伙伴关系为纽带可以建立新的企业优势,它具有以产权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紧密型"企业所不具备的优点.企业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形成低成本和差异化竞争优势.     

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协同性的实证分析

选取4个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和决定服务贸易的2个因素,建立VAR模型,分析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研究,得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的协调发展机制,即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之间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论被告人的法庭交流权

被告人的法庭交流权指在法庭开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与其辩护人相互交流的权利。实践中,被告人法庭交流权的缺失影响有效辩护的实现,亦不利于庭审效果。赋予被告人法庭交流权可以促进有效辩护、消减法庭冲突、实现主观程序正义。因此,当被告人出现行为偏差或者意见分歧等情形时,应当许可被告人与辩护人通过及时交流或者休庭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同时,法庭交流权不得滥用,应当尊重法官诉讼指挥权、注重沟通效率、遵循特定伦理规范。为保障法庭交流权落到实处,可通过合理布局被告人法庭席位、完善休庭规则、畅通法院临时羁押室的会见渠道、建立侵犯法庭交流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来实现。     

浅议企业文化与领导行为的协同性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价值观、信念与行为标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与领导行为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本文针对企业文化的内涵及维度、企业领导行为的特征,针对性的提出了优化企业文化的领导行为协同性改进措施。     

我国行政执法组织创新与行政体制改革协同性研究--兼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组织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要能够顺利地向纵深发展,需要行政组织创新与之相配套。本文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两重边界”重构论,将新型行政边界下有效行政执法组织的特征归结为组织的法定性、结构的有序性和行为的效率性。综合执法组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有效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它又将被新的权力运行模式取代。